我与御手洗之间的冷战二十三日为止还在继续。之前的几天里我和他甚至一句话也不说。如果我们是夫妻的话，大概就算是家庭内分居了，但是看来这么认为的只有我一个。
那以后的一段时间里，我根本没有机会再和他争论是非。每天上午十点，我起床出去活动时，我这位朋友已经出门了。我傍晚回家后就一头扎进自己的屋里，把门关上不出来，到我快要睡觉时才听见他回来的声音。我甚至连和这位自私的同居伙伴见上一面，为他的不讲情面争执一回的机会也没有。
看起来御手洗似乎特别忙，我有时都怀疑他是否干了什么见不得人的事而无颜见我。但仔细想想又觉得不像，他并不是那种做事老让人担心的人。也许在他看来仅仅只是要做的事情太多而已，连被我骂过什么话他都没往心里去。
那位姓佐久间的高中生之后还来过几次电话，就当天的活动流程和我商量。他提出当天派人到家里来接我，但我考虑到自己又不是那么有身份的人，加上I街道市民会馆的地点我认识，所以虽然距离不算太近，我还是告诉他会自己走过去。于是他告诉我：“那样也好，当天的音乐会定于晚上五点开始，预计要持续三小时，那么请石冈先生下午四点半到旁边的小礼堂来宾登记处。”他还说当天会在那间借来的小礼堂等我。
说着说着，他突然放低了声音，小声问了我一句：“御手洗先生现在在家吗？”看来他真的很想和御手洗说上几句话。虽然御手洗冷淡地拒绝了他的要求，但他对御手洗的喜爱仍然没有改变。我对御手洗相当了解，如果不和他一起生活的话，看到的净是他好的方面。我告诉他御手洗出门去了。对方说了声“是吗？他果然还是不能出席了吗”，明显地表现出很遗憾。至于御手洗那种恶劣的态度，我是决不会让他知道的。
他告诉我，这场音乐会虽说是由高中生们筹办的，但出席的听众中至少有三分之一是学生家长，也就是参赛乐队的亲友团。我想如果这样的话，开幕式的演讲就不能随便乱说。他还提到，这次演出的乐队中有四个是由美国人学校的学生组成的，而且评委里除了石冈先生外都是外国人，学生家长中也有许多外国人，所以希望在演讲时能夹杂着说一些英语。我一听就有点急了，马上就回绝了他的请求：“开……开什么玩笑！这根本就不可能，我不会为准备讲话去受那份罪！”
随着音乐会开幕的日子越来越近，我每天都把自己关在屋里反复练习开幕致辞。我先在稿纸上把想说的写下来，记住以后再背出来。一想到开幕当天脚下黑压压一片观众的脑袋，我就慌得忘了该说什么，慢慢地连食欲也没有了。我一想这样下去可不行，于是打定主意还是拿着稿子当场念，不要管形象好不好看了。
即使这样，我还是想到了一个问题：作家中为什么那么多人都善于演讲呢？许多作家往往一讲就是两三个小时，许多人也认为演讲是作家工作当然的一部分，我对于这一点却怎么也不理解。作者和读者一样不过是普通人，不是说能出几本书，自然就会在人前滔滔不绝地讲上半天。我只要想到这种场面，就紧张得像要死了一样，哪怕只三十秒钟的开幕致辞（实际上也许都用不了那么长）就已经把我吓成这样了。
我想，我这一辈子大概是学不会作什么演讲了。这么说来，我也许不适合当作家。不，不是也许，而是真的不算什么作家。我根本就当不了什么了不起的人物，充其量只能把我的朋友御手洗的工作记录下来，为他的推理过程作一番注释。我并不具备领导能力，也不会人模人样地召集一伙人，向他们灌输思想和主张。在这一点上我没有任何值得炫耀的，我肯定可以这么说。
终于熬到了二十三日的早晨。因为过于紧张，前一天晚上我一夜没睡好。仅仅是在开幕式上说几句话我就紧张成这样，要是换成正式的演讲，还不知道自己会变成什么样，想起来就让人害怕。
时间已经到了上午十点左右，平常这个时候早就已经起来了，因为我晚上没睡好，所以还想再躺一会儿。我把脑袋裹在被子里，就这么闷闷不乐地躺着，再出睡不着了。不知为什么，我这间小房间没有窗户（也许以前住过的是位摄影家，故意把窗户堵上后做成暗室了），想睡懒觉倒是正合适。平常这么一躺下去，就能一觉睡到第二天早晨。但缺点是很难知道外头天亮了没有，赶上必须起早的时候就难受了，所以我在房间里准备了两个闹钟。
我在半睡半醒中躺了好久，突然隐约听见有人敲门的声音。我渐渐清醒过来，蒙眬中不知道这声音是真的还是在做梦。我睁开了眼，但没起身，顺手打开了床头的电灯开关，两眼盯着天花板。再次听见咚咚的敲门声，我这才知道不是在做梦，于是急忙跳了起来。由于天气还冷，我披上床头柜上的睡袍就跑了出去，边跑边喊着：“来了！来了！”
我打开房门一看，门外站着一个瘦瘦的黑人。我吓了一跳，担心来人不会说日语，但转念一想，既然这儿是日本，生活在这儿的人不可能一点儿日语都不会。
来人戴着一副墨镜，身上穿着一件看起来很高档的皮夹克。比起其他外国人来，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