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时候的仁珏，在家里，能说上话的人，更加少了。倒是仁桢，每天还是去房里看她。
以前她多是挑了一盏灯，读书，或是习写赵孟俯。这时候，手里多了一样东西，却是和才女的形象不大相称的。仁珏手里多了几支竹针，膝盖上是一本针织的图谱。仁桢看拿惯了笔墨的二姐，将这竹针与大红色的毛线，比比划划，绕来绕去。绕了半天，拆了，“哧哧”地线都散开了去。又从头开始。一来二往，自己先要放弃了。仁珏叹了一口气，说，真是行行出状元，平时只觉得那些娘姨，嗑着瓜子拉着家常，飞针走线。也不当一回事，现在可真知道艰难了。
仁桢闪了闪眼睛，就问，姐，你怎么想起要打毛线。
仁珏想想就说，闲着也是闲着。
仁桢便又问，这是要打给谁呢。
仁珏没答她。而是站起身，从椅背上又取下一绺毛线，招呼了仁桢过来，让她帮着缠线团。
两个人一边缠，一边就有一搭没一搭地说话。问起仁桢的功课。仁桢就说，闷得很。昨天教务主任到了班上来，说下学期要开一门日语课。我在平四街听到那些日本孩子说他们的话，像是老鸦叫一样，一点都不好听。
仁珏笑了，停了手中的活儿，听她讲。
仁桢就说，上国文课的，现在是个老先生，一口宁波腔。
她便站起来，摇头晃脑地念，“滋滋为滋滋，不滋为不滋，斯滋也。”
仁珏狠狠愣了一愣，也听明白，她在学先生念《论语．为政》。不禁笑得前仰后合。
仁桢看了她老半天，直到这笑声停下来。仁珏点一点她脑门，说，小丫头，这学堂里的先生，都给你败坏光了。
仁桢小心地张了张嘴，说，二姐，好久没见你笑过了。
接着又说，范老师走了后，我们连音乐课都没有了。
听到“范老师”这三个字，仁珏脸上的笑容收敛了。仁桢看见她手上的红线团滚落了下来，慢慢地，滚到自己的脚边，又继续滚过去。
仁桢就放下手里的线，去追那线团。这时候，影影绰绰的歌声，却响起。怯生生地，“长亭外，古道边，芳草碧连天……”
仁珏的声音轻细，又有些五音不全。这么多年，仁桢都不曾听过她的歌声。而这时候，她唱着这首《送别》。以一种连她自己都讶异的坚持，将这首好听的歌曲，唱得支离破碎。仁桢记得，那天，仁珏和她一同去参加高班生的毕业礼。正是范老师，带着大家在唱这首歌。高亢明亮的歌声，当时在礼堂里回响，并没有离愁，更多是憧憬中的未来。
此时，仁桢看着昏暗中的二姐，以一种肃穆的神情，在唱这首歌。一缕光线，照在她的脸上。青白的脸，浮现出雕塑般的明暗与色泽。不知为什么，仁桢有些害怕，又有些痛楚。而这些感觉，对她而言，都并未有来处。
她慢慢地和上去。她的清晰的、有些柔软的童音，将仁珏的旋律中那些破碎的间隙，慢慢地填补，充满。竟是姐妹两个都觉得有些悦耳。她们似乎受到了某种诱惑，一遍又一遍地，将这支歌曲唱下去，再唱下去。
直至多年后，仁桢也并不知晓。在这歌声里，仁珏对自己的小妹妹，产生了前所未有的依赖。
仁珏也没有想到，他们彼此之间的信任，是由妹妹对她的跟踪开始。
这一天下学，仁桢在校门口等小顺。这时候，同班的钟斯绮却走过来，小声说，冯仁桢，你们家没出什么事吧。
仁桢将书包在怀里紧一紧，没理会她。对这个同学，城北琉璃厂钟老板的女儿，她总有一些冷淡。尽管她很清楚这孩子对自己的追随。钟斯绮其实十分漂亮，称得上天生丽质。但是，仁桢认为，她并没有善待她的美，包括将刘海用火钳烫成了卷发，也包括将一手的指甲染成了滴血的颜色。都让仁桢觉得，她并没有资格成为自己的朋友。然而，钟斯绮似乎没有意识到这一点。她叹了一口气，然后说，看来你们家真的是穷了，要靠当东西了。
这句话，让仁桢无法无动于衷。她猛回过头，定定地看着这个同学，然后说，你在说什么？
钟斯绮被她有些严厉的眼神吓得吞吐，但终于还是说，就在，就在我们家门口的“裕隆押”。我看见你二姐，去当东西。好几次了。
仁桢心里“咯噔”一下，但是她还是让自己镇静下来，说，我二姐根本就不出门，你看错人了吧。
钟斯绮咬咬嘴唇，很肯定地说，就是你二姐，她围着围巾，可是我认识她的眼睛。
一个星期后，仁桢亲眼看到二姐仁珏走进了这间门面有些破落的典当行。仁珏穿了一件式样老旧的棉袍，围着很厚的围巾，刻意将头发盘了一个髻。看上去只是个家境贫寒的妇人。她手里的蓝花包袱，鼓突着，黯淡地发着灰，也是不干净的颜色。与她的装束却很相宜。
仁桢立刻明白二姐这一切的用心，不过是为了让别人不至于认出自己。包括她不辞劳苦，走过了半个城，到了这么个边远的地方来典当。
仁珏掀开当铺的布帘，很警惕地回一下头，向四周望了一望。她并没有看见自己的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