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雍亲王府找工匠研究奶瓶的时候，康熙那边的政务却还是正在进行的，福建农民起事因为镇压已经取得了成效，所以处理起来倒也简单，起义的主要领导者陈五显躲过了朝廷军队的搜捕，带着一些人员隐藏到了大山深处，康熙于是下旨让范时崇采用剿抚并用策略，派人带领牌照，到深山进行招抚，答应免除死罪，最后陈五显等二十一人归降了朝廷。
福建的事儿虽然处理的很快，但康熙还是没有马上处理太子的事儿，因为有人叩阍了。
叩阍，从字面上来看，意思就是扣击宫门，其实是指古代有人受到冤狱，而各个部门均不能公平而断，受冤者或其家属甘愿冒死直接向皇帝叩诉冤屈的行为，也就是俗称的「告御状」。只是在清朝，这「告御状」却并不单指「叩阍」而言，还包括了「京控」在内。
「京控」，顾名思义，就是指在京城里提出控诉，也就是说当事人非但是「越级」控告,而且还必须得是到京城里的京师都察院、通政司或步军统领衙门等处呈诉，才能被叫做「京控」。而「叩阍」则不然，「击登闻鼓」（登闻鼓，在顺治初期时立于诸都察院。十三年，改设到右长安门外，每日由科道官一员轮值，再后来移入通政司，单独设置了鼓厅）或者是拦皇帝出巡的车舆呈诉的，才能叫做「叩阍」。也就是说「叩阍」的发生地点可以是在在京城，也可以是在皇帝秋狝的路途之上，还可以在皇帝南巡的驿途间。这次的「叩阍」就是发生在康熙回京的途中。
实际上朝廷对采取京控和叩阍的方式的人还是要有所惩罚的，只是各有不同而已。如果「叩阍」是发生在御驾途上，按《大清律例》，「凡皇帝车驾行处，除近侍及宿卫护驾官车外，其余军民并须迴避。若有申诉冤枉者，止许于仪仗外俯伏以听。若冲入仪仗内而所诉事不实者，处以绞刑，得实可免罪」，又规定「圣驾出郊，衝突仪仗妄行奏诉者，追究主使，教唆捏写本状之人，俱问罪，各杖一百，发边卫充军」。由此可见，对「叩阍」者的处罚是很弹性的，如果是所告属实的话，有时也是可以免罪的。
而「京控」就不同了，《大清会典事例》规定，「凡军民词讼，皆须自下而上陈告，若越本管官司、辄赴上司呈诉者，得实亦须『笞五十』」。就是说「京控」的人即使所告属实，也是要挨打的。不过到了干隆时期，对「叩阍」论以重罪的越来越多，反而对「京控」处罚相对轻些，所以慢慢的人们「告御状」大多就选用「京控」了。
当然啦，如果不是身怀奇冤或者是惊天大案的「叩阍」，朝廷也是不会受理的，在顺治十七年，刊刻于鼓门的《登闻则例》就规定：「状内事情必关係军国重务、大贪大恶、奇冤异惨，方许击鼓。」可是这次山东百姓班汉杰叩阍，却是为了控告山西陈四等聚众抢劫，抢的东西也不是什么金银财宝，而是他们的衣服。
按说这个事儿，应该是不属于叩阍范围之内的，可是康熙却是受理了，并着刑部官员查实，那些官员经过审理后得出结论，「伊等无军械，且于地方并无滋事，至于班汉杰等人衣服，亦未抢取」，因为陈四等供称因康熙四十四、四十五两年本省欠收，故于四十六年自山西带领妇人、子女、亲戚一百三十余口逃荒卖艺，于陕西庆阳府居住两年半，康熙四十八年至河南，又由河南流移至湖广、贵州。所以刑部议，将该案发往湖广，由总督会同河南巡抚查明严审，陈四等妇人子女发回原籍取保安插。
没想到康熙听了刑部所议之后，却觉得非常荒谬。他说，山陕等省每年都获丰收，陈四等何曾遭遇饥馑？如果是流移饥民，自应徒步荷担，沿途乞食，到有良田地方就应停下耕种，养瞻妻子，为何又乘骡马，手执刀枪等器械绕行各省。似这样十百成群，越界远行，该总督并不上奏，不知是何居心？况且如此多人飘流几年，每日需要许多口粮和餵马草料，都从何处取来？这种人怎么可能会是流民！以前有伪朱三太子事件，许多人都知道，一些富豪大户还把他迎至家中，供其酒食，请人教他读书，此等事情朕都知道。
康熙因此责备刑部尚书齐世武、卞永誉办事草率。刑部见康熙这种态度，自然要体察圣心，再议之后，结果已经与上次截然相反，判陈四以纠党抢夺处斩立决，陈六等三十六人及妇女三十六人发往黑龙江，给披甲人为奴。而康熙还在宣判当日就流民陈四一案召陕西、湖广、贵州三省原任督抚、礼部尚书贝和诺、刑部尚书齐世武、郭世隆、工部尚书陈诜、左都御史赵申乔等，诘问纵容滋蔓陈四等情由，下部察议。经部议，郭世隆革职，陈诜、齐世武等各降五级留任，赵申乔降四级留任，贝和诺降一级调用。陈四等所经过府州县官，行文该督抚查参。
山东百姓班汉杰这次的「叩阍」，不只是让陈四一家受到了严厉的处罚，还让许多官员都因此受到了连累。
「这个班汉杰到底是个什么人啊？」云锦听了四阿哥和十三阿哥讲的这个事之后，琢磨了好一会儿才开口问道，「被抢了衣服就来叩阍？而皇上居然连这种事儿也管。」
「倒不是皇阿玛想管这等事儿，这不是皇太后祖母也在那儿吗？」四阿哥淡淡的说道。
「太后又发慈悲了？」云锦问道。
「是啊，」十三阿哥一边逗弄元寿一边说道，「太后听那班汉杰说的可怜，动了同情之心，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