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也有一些学生，一直站在起点线没动过。主持人说的每一个条件都是一个令他们望洋兴嘆的鸿沟，是任凭自己再聪明努力也无法左右的先天条件。
他们的神情随着与同龄人的差距拉大而愈发落寞。
伊莎贝仿佛就站在他们中间，被一个个现实的筛选器无情打回来。她不敢看和前面的同学差了多远，只能低头看着地上那根刺眼的起点线。
这是一个很残酷的实验。我们生来就不被允许站在同一个起点上。
然而此时，主持人放下手卡，对所有人宣布：「现在，没有其他条件了。你们朝着对面那条线跑过去吧。」
于是，屏幕上出现了一个个奋力奔跑的小小身影。
他们有些从起点出发，有些从半路出发，背负着清晰的差距，朝同一个终点奔去。横亘在面前的筛选、鸿沟都没了，同样，之前领先的距离也很快被追平。人生是一场长跑，起始点上先天的领先并不起决定作用。
在终点之前的漫长路途里，那些没有优越条件的孩子，只能自己，跑快点。
屏幕上出现一行字「没有伞的孩子，必须努力奔跑。」
看到这里，伊莎贝已经满面泪痕。
先放下「只有一个共同的终点」是否合理不说，她只觉得，那些知道「只能自己跑快点」的孩子太多了。
可他们中的很多人，不仅面对生来的差距，比如在省会的同龄人出国的时候，他们连省会都没去过。即使是后天的赛道，也不是塑胶跑道，如「全国优秀教师」的循循善诱，而是一路黄土石子。
这也契合了他们实地访谈的洞见。
不是学校不想提高，落后的条件让吸引和挽留优秀师资变得困难。
没见过，没想过的东西限制了孩子的眼界、想像力和勇气，因此抹杀了很多未来的可能性。这可能才是除了课堂教学之外，教育资源匮乏带来的另一个严重的影响。
每当项目取得了一些结论的时候，伊莎贝都更清晰地看到自己非做不可的理由。这是她的心魔，是她画一个圆圈最后的缺口，是她故事的升华，是她自我治癒的方法。
除了产生共情和定义问题两个环节，伊莎贝还决定把她论文里对于设计思维各环节中的方法创新带进项目讨论里。
在 eate形成概念的过程中，伊莎贝再次利用她对脱口秀的创作过程的研究，带着大家用即兴戏剧的「yes...and...」「对···然后···」一种创意方式和「ion」建立联繫 一种创意方式的方法进行了头脑风暴。
本着三不五要的原则：不要打断、不要批评、不要离题；要延续他人想法、要画图、要疯狂、数量要多、要下标题，在充满欢笑的氛围里，各种新奇甚至不切实际的想法写在彩色的 post-it即时贴上，像大爆炸一样贴满了会议室的玻璃墙。
无限的发散思维之后，大家又一起评选了几个最有可能的构思，其中有一个：利用网络通讯技术，让本学校和教育条件优越的某学校形成「云上课堂」，比如全程连结入对方的课堂，可以向对方的名师提问，甚至课间休息时也能看到彼此学校的学生在讨论什么、玩什么。
虽然有潜在的风险，如是否会引起本校学生更强烈的自卑感，或者仅观看教学视频学生的参与度较低等，但在具体的设计中，有可能尽力规避和改善这些问题。
这个想法在当时看起来着实新鲜，但几年后，当大家都在家上网课、work from home居家办公的时候，Project Metis 的伙伴们淡淡一笑深藏功与名。
一下午的讨论收穫颇丰，项目组小伙伴纷纷大呼过瘾，「原来还能这么玩儿」。
结束后仔细收拾墙上的 post-it 时，伊莎贝却心绪难平。
文森特进来关心进展。
伊莎贝如实告知，「一方面，我真为这些闪烁着善意和人文关怀的创意而温暖。另一方面，我又担心着这些创意最终落地所需要的资源从哪里来，比如，钱，比如，愿意联盟的好学校。」
放慢了手里收拾的动作，低头看着花花绿绿的 post-it，她说：「所有伟大的梦想，最终都需要被买单。」
文森特缓缓点头，安慰她慢慢来，已经取得了不错的成果了。那天下班之后，伊莎贝来到和翠妮约好的餐厅。
上次和老朱团队吃庆功宴前接到翠妮的电话，她说要见一面，也不说什么事，只是约了这个时间和地方。
伊莎贝到的时候，翠妮已经在等她了。
她觉得翠妮有点不同，但是说不出具体是哪里，就随着她边吃边聊。
翠妮不是弯弯绕的人，很快，她就放下叉子，在精緻的灯光下宣布：「我要走了。」
伊莎贝问：「走？走哪去？」
翠妮还是笑着说：「离开中国。」
「离开中国？去哪？」
「去加拿大。」
「为什么啊？」
翠妮在灯光下白得发光，连耳垂都饱满剔透。
她娓娓道来：「好多年前，西蒙从加拿大来中国工作，在上海办公室做 facility manager设备经理。那时起，我们认识了，然后产生了感情。但是当时他已经有家庭。他在上海两个任期结束后决定回加拿大，让我跟他一起回去，我肯定不接受这样的情况。我跟他说，你回去把你自己那摊子事处理好，不然我们不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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