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场闹剧结束了，众人的酒兴也被彻底搅没了。作为东道主，阿斌有些尴尬，他想安排大家去酒吧坐一会，但除了马军，其他人都说要回家了，最后也没能组织起来。
李默谢绝了阿斌要派车子送他们的好意，决定跟马军步行回土瓜湾。尖沙咀的夜晚，灯红酒绿，人流如梭。街道上，不时能听见酒吧里传出的动感音乐，以及狂欢的野性的叫唤。这里，曾经是华人禁足的军事专用区和欧籍人士居住区，而如今，则是九龙最热闹繁华的商业区。
由于时间还早，两人并没有走最近的路线，而是沿着海边的大道信步而行。相比街道上的纷扰，海边要宁静许多。两人沉默着往前走，只有海风轻柔地吹拂着他们的肩头。他们走过半岛和九龙酒店，走过天星码头广场，来到九龙火车站。李默望着钟楼，他突然有一种奇异的感觉，与白天相比，夜晚的时间似乎要走得更慢一些。
远处，灯光璀璨，正是香港最繁华的区域，港岛。其实港岛离得很近，坐个渡轮就过去了，可李默却总觉得那里很远，像是另一个世界。李默回过头，见马军也在眺望远处。夜色中，分不清他眼神中流露出来的，是向往还是迷茫。
两人沿着海边，一路往东，渐渐走出尖沙咀，来到了红磡地面。在一所中学前面，李默停下了脚步。
马军看着云天中学四个大字，问道：“怎么啦，你之前在这读书？”
李默摇摇头：“没有，我妹妹在这上学。”
马军愣了愣，上前一步揽住了李默的肩膀，边走边说道：“一直都没听你说过家里的事情，我也没问，今天晚上怎么样，跟我讲讲。”
李默点点头，便将他如何来香港，跟着刘叔去投亲，又如何组成四口之家。在讲到妹妹蒋心怡时，他心情好了许多，笑着说小丫头如何贪吃，又讲述自己又如何四处打工，赚到钱后做红烧肉给她吃。他沉浸在自己的讲述中，等他回过头来时，这才发现马军已经泪流满面。
他有些吃惊地看着马军，马军慌忙擦掉脸上的泪水。李默问他怎么了，马军却不说话，好一会之后才说，他也有个妹妹，但他这个做哥哥的，并没有能力保护好她。说完这句话，马军蹲在了路边，泣不成声。
李默在马军家住了几個月，从来没听说他有个妹妹。突然，他想到了晚饭前在街上摆摊的那个小姑娘，当即问道：“那个背着个孩子卖手帕的小姑娘，是你妹妹？”
马军在李默的搀扶下站了起来，擦了擦泪水，长叹了一口气，然后开始讲述起他的家事。
“我父母是潮州人，39年逃难来的香港。我是在1941年出生的，那会正是日本人入侵
香港的时候。父亲给我起名为马军，是希望将来我能成为一名保家卫国的军人。抗战胜利后，父亲在港岛的上环开了间杂货店。
父亲待人和气，做事又讲诚信，很快便赢得了周边居民的好感和信任，生意日见兴隆，不久便将杂货店扩大为百货批发商行。父亲朋友多，那时候家里经常有客人来玩，父亲给客人泡茶，讲生意，母亲则买菜做饭，招待他们。听母亲说，父亲乐善好施，还经常借钱给一些生活困难的朋友。
我十二岁那年，父亲因劳累过度，得了肺病去世了。就这样，顶梁柱塌了，母亲带着我和妹妹不知如何是好。那时，父亲的生意正在扩张期，钱都投在里面，可父亲一死，生意成了别人的，我们只分到了一笔很少的股权转让金。生意没了，又没有多少存款，就这样，家里的情况很快便一落千丈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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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时我虽然只有十二岁，却也懂得了人情冷暖。那些曾经得了父亲帮助的人，后来都没有再出现过，那些向父亲借了钱的人，更是躲得没个影踪。母亲没有办法，便带着我和五岁的妹妹搬到了工厂林立的土瓜湾。
那段时间，母亲白天去工厂干活，晚上点灯熬油做针线，赚取微薄的薪资养活我和妹妹。后来母亲摔伤了腰，不但没赔到钱，还被厂里辞退了。眼看生活再没法子改善，母亲便把妹妹送给了别人家养。为此她日日伤心，夜夜落泪，眼睛便留下了病根。
可即便如此，生活也依旧艰难。母亲不能久站，走路也不利索，根本找不到工作，便让邻居帮忙拿一些手工做，从早做到晚，腰疼得几乎站不起来，眼睛里的光也越来越窄。于是，我便不顾母亲的阻止，毅然退了学，出去找活干。
这几年，我闲来无事就去找那些曾经问父亲借了钱没还的人要债，而那些人的态度，每次都让我怒火中烧。他们的生活水准要比我和妈妈好十倍，可他们却跟我哭穷，说工资不涨，物价太贵，房租太高，好点的学校学费高的吓人，又说从来都没有忘记借的这些钱，可这过日子哪哪都要花钱，实在是入不敷出，没有余力可以用来还债。
我经常去九龙探望妹妹，去年过年的时候，我发现13岁的妹妹肚子居然挺着个大肚子，这让我如遭雷击。在我的逼问下，养父母声泪俱下地讲述了妹妹的遭遇。妹妹的养父之前在一家转口贸易公司当职员，香港解放后，百业复兴，但他们公司却在走下坡路。
一连几年，他的薪资微薄到无以养家。两年前，妹妹便出去做住家帮佣，平常住在人家家里，周末回家一次。小丫头平时不爱说话，回来问起她情况，也只说挺好，直到她养父母发现她肚子大起来时，她仍然懵懂无知，完全不知道自己的情况。
原来就在她刚去没多久的一个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