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庭艷对此感到不满，他不同意地说：“但是你一定会有一些大致的看法，因为我毕竟是国家元首，我一直在努力尽我自己的职责。我正在设法按照职责和良知的要求行事，我尤其相信后者。”
洛奇回答，吴庭艷总统当然已经尽了他的职责，而且是英勇地尽到职责的，他因对他的国家作出贡献而立下的功劳是谁也抹不掉的。这位大使接着说：“现在，我担心的是你的人身安全。”至于洛奇大使问到吴庭艷总统有没有听到过如果他同意辞职就可以让他安全地离开人的国家的建议时，这位已被政变部队包围但是仍然非常倔强的越南共和国总统坚决地说：“没有。”
此后，洛奇大使关切地问：“请告诉我，我是否能为你的人身安全做些什么有益的事情？”
然而吴庭艷总统在他愿意对一个美国人所讲的最后的话里说：“我正在设法恢復秩序。”
在晚间还没有过去之前，吴庭艷总统和他的兄弟吴庭儒从暗道逃出了被围困的总统府。第二天的下午，他们在城里中国人居住的地区堤岸被叛乱分子逮捕，在隆隆驶过西贡街道的装甲运兵车上遭到枪杀。
我后来得知，那份有关隆成营兵力部署和人员的情报于政变前十天就已由科奈恩上校转交给陈文敦将军。，从而那支强大的特种部队在那次军事政变当中丝毫没有发生任何作用，而黎光松上校则流亡到了国外。
五、暴虐与復仇
自从到了这个陌生的热带国家里，几乎所有的美国人都无一例外地产生一种邪恶的变态心理，尤其是那些在生死的环境中游荡的士兵们。
这并不是说，在某种情况下我们所犯下的过错都可以得到原谅，同时也不意味着在事过多年之后，我们的良知依然在沉睡。儘管当年在越南犯下这种过错的都是十八岁到二十岁之间的青年，然而随着时光的流逝，反省的衝击并不能使那些曾经被扭曲的灵魂得到安宁。
到达越南的时候，我们没有一个人知道这场战争究竟是怎么回事，没有一个人认为我们的目的是为了援助一个兄弟，也没有一个人真正反省过自己在那个国家里所实施的行为，尤其是对那些手无寸铁的妇女们实施的暴虐行径。
当然，在战争开始后的几年里，我们对平民的态度还是无懈可击的。然而自从1965年以后，越共利用平民所进行的恐怖恐怖活动使得无数美国人丧生，这才激起了我们强烈的报復欲望。
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麦乔治·邦迪1965年2月7日向詹森总统提出的备忘录附件A《进行持续报復的政策》中说：“我们应当在儘可能少公开宣传的情况下进行我们的报復政策。”同时他又说：“以后我们可以对他们暗杀一个省长进行报復，但是对杀害一个村庄负责人就不一定要报復，我们可以对他们在西贡的一家拥挤的咖啡店里扔手榴弹这样的事进行报復，但对于一个农村小店开枪的事就不一定进行报復。”
而威利和我的报復心理是从两个叫朱迪和斯苔拉的美国学生在西贡市南几公里的一个叫芽舨的小镇上被越共恐怖分子野蛮杀害开始产生的。
19岁的朱迪·布莱恩是美国休斯顿金融学院三年级的学生，1964年8月24日同宾夕法尼亚大学、费城文理学院的六名大学生从新加坡来到西贡。她们一入境，泰勒大使就对她们进行过严肃的告诫，并要求她们即使在市内观光，也要有美军人员陪同。威利就是被指定作她们的嚮导兼保镖的人之一。
然而，不幸的是第一天朱迪就同这位一丝不苟的黑人上尉激烈地争吵起来。朱迪骂威利上尉是个“大脑失控的黑鬼”。而威利警告她如果再私自离开就马上通知大使馆迫令她出境。这场激烈的争吵导致了在第二天参观完费塔和庆会庙之后，朱迪和另一名叫斯苔拉的姑娘悄然离开，坐上一辆早就盯在后面的出租汽车。
威利发现朱迪她们失踪的时候，已经是下午5点多钟了，他立即把这件事打电话通知了大使馆。泰勒大使听到这个消息后，马上意识到了事态的严重性。在通知了西贡警察总署的同时，他命令威利和我立即分头乘吉普车在西贡提岸沿线进行搜索。
然而，此时行动已经晚了，朱迪和斯苔拉在几个小时之前就被恐怖分子用汽车运出了西贡市。这两名年轻的美国女学生遭到了非人的摧残和折磨之后，被恐怖分子用极其骇人听闻的方式杀害了。
8月26日清晨，西贡警察总署接到芽舨警察局打来的电话，说在一个名叫川荣的“战略村”附近的大路旁发现了两具被杀害的白人女子的尸体。
我们赶到芽舨大约是上午10点左右。呈现在我们面前的是一幕令人毛骨悚然的场景：公路一侧高大的槟榈树上，两个美国姑娘的尸体倒悬在空中，随着风轻轻地摇晃着。她们的衣服都被剥光了，身上扎着无数根削尖的竹籤，内臟从被剖开的腹部流出来挂在外边，乳房也被割成两半。她们的脖子上各拴着一根绳子，吊着一块很大的木牌，那上面用越南文写着：“Ha hutet nguoi My！”（美国佬的下场！）从现场和验尸的情况分析，她们是在另一个地方遭受了残酷的折磨之后被带到这里来的，其中斯苔拉被吊在树上以前就已经死了。
回西贡的路途中，威利一直默默不语。我猜测他是为一个同胞遭杀害痛心呢？还是为泻了私愤并看到那个骂他“黑鬼”的姑娘自食其果而庆幸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