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所不谈。”他说道。
“他是位破坏者，还是位法西斯的特务呢？”
“不是，”伊凡南科嘆了口气说道，“只不过是一位白痴，一位野心勃勃的官僚主义者，竭力想提前完成任务。关于那一点，你可以相信我的话。到现在为止，我们确实知道了那个人的脑袋瓜里装些什么东西。”
“那么，最后一个问题，这样，我们都能搞清楚这件事情的影响有多大。”维希纳耶夫转身面向那位郁郁寡欢的科马罗夫。“我们已经知道，从预期的１亿吨冬小麦中只能保全５０００万吨。现在看来，今年１０月份我们将从春小麦中收穫多少吨呢？”
科马罗夫对鲁丁扫了一眼，鲁丁略微点了一下头。
“从１．４亿吨春播小麦和其他粮食的指标中，我们无法合乎情理地指望收成会超过５０００万吨。”他轻声说道。
与会者在令人惊愕的可怖气氛中坐着。
“那意味着两季作物的总产量是１亿吨，”佩特罗夫低声悄语，“全国短缺１．４亿吨。我们应该能够对付短缺Ｍ万吨，甚至７０００万吨。我们以前是经历过的，忍受一下粮食短缺的苦楚，从别的地方尽力去购买一些。不过，这个……”
鲁丁结束了这次会议。
“我们在这儿面临着像我们历史上所曾遇到过的那样的严重问题，中国和美国帝国主义包括在内。我建议休会，分头搜集一些意见。那不用说，这个消息不得外传。我们的下次会议在一个星期以后的今天召开。”
当十三个人和尽头桌子旁的四位助手站起来时，佩特罗夫转身面向那位脸上毫无表情的伊凡南科。
“这并不是意味着粮食短缺，”他喃喃说道，“这意味着饥荒。”
苏联的政治局委员们走到楼下司机驾驶的“吉尔”牌高级轿车跟前，仍然在沉思着所获得的消息——一位弱不禁风的农业学教授在世界上两个超级大国的其中一个大国下面埋设了一颗定时炸弹。
一星期之后，当亚当·芒罗坐在位于卡尔·马克思大街的大剧院楼厅中时，他的念头不是放在农作物上，而是在爱情上面；而他钟爱的又不是他身旁那位兴高采烈的使馆女秘书。他是被她说服了之后才带她来看芭蕾舞演出的。
他并不是一位芭蕾舞迷，儘管他承认自己喜爱一些芭蕾舞曲。但优美高雅的击脚跳和变身跳，或者如他自己所说的转身跳，并没有使他感到激动。演到《吉赛尔》的第二幕——傍晚的供品——时，他的思绪又回到了柏林。
那曾经是一桩美好的事情，是毕生一遇的爱情。他当时２４岁，很快就要满２５岁了；而她是１９岁，长得皮肤黝黑，十分可爱。由于她所从事的工作，他们只得秘密相爱，在暮色朦胧的街上幽会，这样，他就能用自己的汽车去接她，并把她带到夏洛滕堡西端自己的小公寓里而不被任何人觉察。他们纵慾相爱，侃侃而谈；她为他煮晚饭，他们再一次同床做爱。
起先，他们的私通具有一种偷偷摸摸的性质，就像已婚的夫妇抛弃各自的配偶私奔，而这又使这种性爱别有风味。在１９６１年的夏天，柏林的树林里枝叶茂盛、鲜花怒放。一些年轻人有的在湖面上泛舟盪桨，有的从岸边游向湖心。这时，事情给搞僵了，的确是令人沮丧。当时，他向她提出求婚，而她几乎同意了。要不是以后冒出了柏林围墙的话，她也许还是会同意的。柏林围墙是１９６１年８月１４日建成的。柏林围墙还会加高。这在一个星期之中看来是显而易见的。
恰在那个时候，她拿定了主意，而他们发生了最后的一次性关係。她告诉他，她不能对她的双亲所可能遇到的遭遇而听任不管，不能坐视他们蒙受耻辱，不能坐视她的父亲会丢失深受信任的工作，不能坐视她的母亲会失去在艰难时世之中等待了多年的、十分心爱的公寓。她不能毁了她的胞弟受到良好教育的机会和前途。最后，她无法忍心从此再也见不到她所热爱的祖国。
这样，她就离去了。他望着她从阴影中穿过柏林围墙中最后尚未接通的地段溜回到了东方，她显得悲痛欲绝、形影相弔、伤心惨目，而又长得如花似玉。
他没有再见到她，也从来没有向任何人提起过她，他用苏格兰人沉默寡言、守口如瓶的特性把她留在自己的记忆之中。他从来没有透露，他曾受过，而且仍然爱着一位名叫瓦伦蒂娜的俄国姑娘；她当时是参加柏林四国会议的苏联代表团的秘书兼速记员。正如他知道得很清楚的那样，那是严重的不轨之举。
在瓦伦蒂娜离去之后，柏林便变得索然寡味。一年之后，他被路透社调到巴黎。
在那之后又过了两年，正当他返回伦敦到舰队街总部坐冷板凳时，一位他曾在柏林结识的老百姓着意要去看望他以继续保持往来，那个人曾在英国设在那儿的总部，即原先希特勒的奥林匹克体育场中任职。曾经举行过一次聚餐，而另一个人加入了他们的行列。从体育场来的那个熟人在喝咖啡的过程中说声“请原谅”便走开了。
新来的人态度友好，并没有说明来意。但到喝第二杯白兰地酒时，他便直陈其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