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危机最终完结时，苏联的飞弹已运出了古巴，赫鲁雪夫威风扫地，甘乃迪成了一位英雄，而彭科夫斯基受到了怀疑。他在１１月份被逮捕。不到一年的时间，经过一次装门面的审判以后，他就一命呜呼了。也是不到一年的时间，赫鲁雪夫就倒台了，是被他自己的同僚们推翻的，表面是因为他在粮食政策上的失败，事实上是因为他的冒险主义使他们吓得六神无主。而且在１９６３年的同一个冬天，甘乃迪也离开了人世，刚好在他获得成功之后的第十三个月。民主党人。暴君和间谍都从舞台上销声匿迹了。不过，即使是彭科夫斯基也从来没有钻到政治局的营垒中去。
芒罗把磁带盘从录音机上取下来，又把磁带重新安在录音机上。雅科夫列夫教授的声音对他来说当然是陌生的。磁带的大部分录音是他在照本宣科。但在教授之后的讨论中，共有十个人的声音，至少有三个人是可以分辨出来的。鲁丁低沉的咆哮声是很熟悉的；至于维希纳耶夫的傲慢腔调，他以前是听见过的，当时是在观看电视上播送那个人在党代表大会上演讲的情景；而他也曾在电影和录音带上听到克伦斯基元帅在“五一”国际劳动节庆祝集会上的喊叫声。
他的问题在于，当他把录音带送回伦敦作因人而异的声波纹分析时，该如何把录音带的来源掩盖起来，正如他所知道的那样，他是必须这样做的。他知道，如果自己承认在浴巾中发现了打字的便条之后到树林中秘密赴约的话，有人就会这样问：“为什么是你呢，芒罗？她是怎么认识你的呢？”要迴避那个问题将是不可能的，要回答这个问题也同样是不可能的。惟一的解决办法是设想一个可能的来源，既要是可信的，又要是无法核对的。
ｍｐａｎｅｌ（１）；
他到莫斯科仅有六个星期的时间，但谁也无法怀疑他甚至对俄语中的俚语也十分精通，而这使他得益匪浅。两周前，捷克大使馆曾举行了一次外交招待会，当他听到身后有两位俄国人在窃窃私语时，他是在与一位印度随员交谈。他听到其中有一个人说道：“他是个牢骚满腹的傢伙，自以为是应该混进最高权力机构的。”
他曾顺着那两个说话的人的凝视目光看去，注意到他们正在盯着房间那边的一个俄国人，也许是在议论他。后来查了来宾的名册才证实那个人是安纳托利·克里沃伊，他是党的理论家维希纳耶夫的私人助手和得力干将。那么，他有什么好抱怨的呢？芒罗核查了他的檔案材料，查到了克里沃伊的履历。他曾在中央委员会党组织部中任职；在任命佩特罗夫担任要职之后不久，克里沃伊便出现在维希耶纳夫的班底之中。愤然离去吗？与佩特罗夫有个人恩怨之争吗？是受到冷遇而牢骚满腹吗？这些都是完全可能的，对于一位驻在国外的情报站长来说，都是令人感兴趣的材料。
克里沃伊，他沉思默想着。也许，仅仅是也许而已，他也许至少可以接触到维希纳耶夫的记录稿，也许甚至可以接触到录音带。而且他也许是在莫斯科，他的上司肯定是的。当东德总理在一个星期之前到这儿时，维希纳耶夫是在场的。
“对不起，安纳托利，你才改换门庭。”芒罗在把塞得鼓鼓的一隻信封塞进内口袋时说道，并走上楼梯去见政务参赞。
“恐怕，我得与星期三的信使袋一起返回伦敦，”他对那位外交官说道，“那是无法避免的，而且刻不容缓。”
政务参赞没有提出任何问题。他知道芒罗的差事，答应安排这件事。外交信使袋实际上是一隻大口袋，或者至少是几隻小帆布袋，每星期三从莫斯科发往伦敦，而且总是利用英国航空公司的航班，从来不搭乘苏联民用航空总局的航班。女王陛下的信使队经常从伦敦飞往世界各地接收驻外使馆的邮袋，邮袋由于印有王冠和灵提的国徽而受到保护；信使队从伦敦派人来取邮袋。非常机密的材料装在一隻金属文件盒里，由链条缚在信使的左手腕上；比较常规的材料装在帆布袋里。信使亲自上机舱检查邮袋是否安放妥贴。一旦进了机舱，那便是登上了英国的领土。但在到莫斯科去的情况下，信使是由一位大使馆的工作人员陪送的。
谁都抢着干这种护送的差事，因为那可以很快返回伦敦一趟去采办些货品，还可能乐滋滋地度过一个良宵。那位在那一周轮值护送的二等秘书为失却了他的机会而感到恼火，但并没有提出任何问题。
英国航空公司的３００Ｂ型“空中公共汽车”，在下一个星期Ｈ从谢列梅捷沃机场起飞了；那个机场在１９８０年的奥林匹克运动会之后已焕然一新。飞机掉过机头便朝伦敦飞去。坐在芒罗身边的那位信使长得身材矮小，但干净利落，是一位退伍的陆军少校，他很快就旁若无人地搞他的业余爱好了——在一份主要的日报上做填字游戏。
“你得干点儿事情来消磨这些没完没了的空中旅行，”他对芒罗说道，“我们人人都有自己乘飞机时的嗜好。”
芒罗咕哝着，朝后越过机翼遥望远去的莫斯科城。在下面某个沐浴在阳光中的街道上，他那位心爱的女人正在她即将背叛的那些人之间工作着，活动着。她孑然一身，无人问津。
挪威的国土，从它东面的邻国瑞典孤立来看，像是史前时代印在化石上的一隻巨手，从北极伸向丹麦和英国。那是一隻右手，掌心向下朝着海洋，一隻又粗又短的拇指向东紧贴着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