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并没有注意到汽车；车子来得太快了。过了一会儿，她便走到了马路的中间，除了１００码以外的地方有两位行人之外，周围空无一人。接着，那辆汽车便撞上了她，车灯射出眩目的亮光，轮胎髮出刺耳的尖叫声。她僵着不动了，司机像是径直朝着她撞去的，随后就突然转弯离去了。汽车的挡泥板猛撞在她的臀部，把她撞出跌落在街沟里。汽车没有停下来，而是轰鸣着朝斯维尔德洛夫大街尽头的克雷希查蒂克林荫大道驶去。当行人过来搀扶她时，她隐隐约约听到了有人朝她奔来时响起嘎吱嘎吱的脚步声。
那天傍晚，美国出席卡斯尔后会谈的首席谈判代表埃德温·杰·坎贝尔，拖着疲惫不堪的身躯回到位于凤凰公园中的大使住宅，面露沮丧的神态。那是一幢高雅的宅第，是美国为它驻在都柏林的使者所提供的，房子完全是现代化的，设有漂亮的贵宾公寓，是埃德温·坎贝尔所曾居住过的最好的宾馆。他指望能好好洗个热水浴，并得到休息。
当他放下外套，对主人的问候做出回答时，从大使馆来的一位信使交给了他一隻塞得鼓鼓的马尼拉纸信封。那天夜里，他的睡眠时间因此而减少了，但那是值得的。
第二天，他在卡斯尔唐大厦的长厅中就座，毫无表情地注视着桌子对面的伊凡·伊·索科洛夫教授。
好吧，教授，他心中想道，我了解你在什么问题上可以让步，什么问题上你不能让步。那么，让我们继续谈下去吧。
经过４８个小时的谈判，苏联代表终于同意将华沙条约国部署在东欧的履带式机动战术核火箭裁减一半。６个小时之后，双方在餐厅中就一份议定书取得了一致意见。根据这份议定书，美国将以低廉的价格向苏联出售价值２亿美元的石油钻探和开采技术。
当救护车把那位老妇人送往基辅的总医院时，她已不省人事；十月医院位于卡尔·李卜克内西大街３９号。直到第二天上午她一直昏迷不醒。当她能够说明她是谁时，惊慌失措的官员们让人用轮椅把她从普通病房转送到了一间单人病房之中。房间中很快就摆满了鲜花。那一天，基辅最好的矫形外科医生为她做了股骨骨折整復手术。
在莫斯科，伊凡南科从他的私人助手那儿接过了电话，聚精会神地倾听着。
“我听懂了，”他毫不犹豫地说道，“告诉当局，我马上就来。什么？嗯，那么，当她从麻醉状态醒过来的时候。明天晚上吗？很好，把事情安排好。”
１０月份最后一天傍晚的天气已是寒气逼人。罗萨·卢森堡大街上没有任何人在走动。与那条大街紧挨着的是十月医院的后院。两辆长车身的黑色高级轿车停在后门人口处的边道上，并不惹人注目；那位克格勃的头目选用后门，而不取道前面雄伟的圆柱式门廊。
整个这个地区的地势略微高出一些，到处树木林立。沿着对面的街道继续往前去，有一幢医院的附属建筑物正在兴建，它那尚未完工的高层楼面耸立在树丛青枝绿叶的上方。躲在冰冻着的一堆水泥袋之间的监视者们，正搓着手以使血液循环畅通；他们目不转睛地盯着大门旁边的两辆汽车，大门上方孤零零的一隻灯泡投下昏暗的光线落在汽车上。
那个尚有７秒钟可活的人在走下楼梯时，身穿一件带翻毛皮领的长大衣，手上戴着厚厚的手套，儘管穿过铺筑的走道前往那辆等候着的、温暖的汽车只要走很短的一段路。他在自己的母亲身旁已待了２个小时，向她诉说着告慰的话语，并向她担保凶手肯定会被找到的，因为已经找到了被遗弃的汽车。
走在他前面的一位助手小跑着走到前面去把门口的灯关掉了。大门和走道都陷人了黑暗之中。只是在那时伊凡南科才向门口走去，他的六个保镖中有一位扶着打开的门让他穿过了大门。外面四个聚在一起的保镖在他走出来时立即散开来，在阴影中不过是添了一个黑影而已。
他很快穿过走道来到“吉尔”牌轿车跟前，汽车的发动机已在转动。当乘客座位一方的车门打开时，他稍停了片刻，接着便一命呜呼了。从猎用步枪射出的子弹穿透了他的前额，把顶骨撕裂，从头颅后部穿出而钻进了一位助手的肩膀。
从步枪发出爆裂声、击中的子弹响起重击声、直到他的首席保嫖库库希金上校发出第一声喊叫，只花了不到１秒钟的时间。在那个人颓然倒在走道上之前，身穿便衣的上校已把他扶在腋窝里，并把他的身躯拖进了“吉尔”汽车的后座上。车门还没来得及关好，上校便向惊魂未定的司机尖叫道：“开车，开车。”
当“吉尔”轿车隆隆吼叫着驶离边道时，库库希金上校让鲜血直淌的头部枕在自己的腿上。他的思维非常敏捷，现在不仅仅是一个找医院的问题，而是为这样一个人找哪一家医院的问题。当“吉尔”驶离罗萨·卢森堡大街尽头时，上校打开了车内的灯光。他所见到的情景足以使他明白，医院对他的主子已是无能为力的了。
而在他的生涯之中已见过许多这样的情景。像程序一样编人他的头脑和职业的第二个反应是，谁也不应该知道这件事。不堪设想的事情已经发生，除了那些有权知道的人之外，谁也决不应该知道。他是靠处处留心而获得他的晋升和职位的。看到保镖们乘坐的第二辆“海鸥”牌座车转过罗萨·卢森堡大街跟在他的身后时，他便命令司机在不超过２英里以外的地段找一条僻静、黑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