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沃博达先生，”简·格雷林急忙插话道，“所有这些要求都已引起了注意，并将立即转达以色列政府。我相信，他们将会同意的。请不要中断联络。我从西柏林的英国人那儿收到了紧急消息。”
“说吧！”德雷克傲慢地说道。
“在加托机场飞机库中为专机维修的皇家空军机械师，已报告了一起严重的电气故障，故障是在今天上午的一次试车过程中发生在其中一台发动机上的。我请你相信，这决不是耍花招。他们正在拼命排除故障，但将耽搁一两个小时。”
“如果这是耍花招，那将使你的海滩上再蒙上一层１０万吨的原油。”德雷克厉声说道。
“那不是要花招。”格雷林急切地说道，“所有的飞机都偶尔会有机务故障。
皇家空军的飞机恰在现在发生这种故障是灾难性的。但故障已经发生，故障会被排除的，现在正在排除之中，即令是在我们说话的这个时刻。”
当德雷克思考的时候，出现了一会儿的静默。
“我想要由四位不同国籍的电台记者目睹起飞的情景，各人都应与他的总部保持直通联络。我想要每位记者对起飞作现场实况报导。他们必须来自‘美国之音’、‘德国之声’、英国广播公司和法国的法国广播电视局。所有电台都用英语广播，都要在起飞之后的５分钟时间内进行广播。”
简·格雷林听起来像是如释重负的样子。
“我将确保加托机场的皇家空军人员允许这四位记者目睹起飞的场面。”他说道。
“他们最好是这样。”德雷克说道，“我将把放油的期限放宽３个小时。在中午，我们开始把１０万吨原油排人海中。”
线路切断时响起了咋哒一声。
那个星期天上午，本亚明·戈伦总理正坐在耶路撒冷他自己那间办公室的桌子旁。安息日已经过去，那天是一个正常的工作日。时间也是在１０点钟过后，比西欧时间要迟两个小时。
荷兰总理的电话几乎还没有挂断，“摩萨德”的特工小组已在把从“弗雷亚”号上发出的信息传回到以色列去，这些特工人员在鹿特丹的一间公寓中栖身。他们比外交渠道要快一个多小时。
总理的安全事务私人顾问给他送来了“弗雷亚”号无线电通话的记录稿，并一声不响地把稿子放在他的办公桌上。戈伦很快阅读了稿子。
“他们的用意何在呢？”他问道。
“他们在采取防备措施，以防止有人冒名顶替囚犯。”顾问说道，“那种手法是明摆着的，让两位年轻人化装一下，使人初看起来像是米什金和拉扎雷夫，随之而进行冒名顶替。”
“那么，谁将在这儿——以色列辨认真正的米什金和拉扎雷夫呢？”
安全顾问耸了耸肩膀。
“站在瞭望台上的某个人，”他说道，“他们在这儿必须有位一眼就认得出那两个人的同伙，更可能是米什金和拉扎雷夫能够认得出来的某个人。”
“认出来以后呢？”
“可以设想，某种信息或信号必须传递到某个宣传部门以进行广播，以向‘弗雷亚’号上的人证实，他们的朋友已安全抵达以色列。收不到那个信息，他们将认为自己是上当了，并开始采取他们的行动。”
“他们一伙的另外一个人吗？在这儿？以色列？我不准备接受那个。”本亚明·戈伦说道，“我们也许不得不为米什金和拉扎雷夫做东道主，但再也不能有任何别的人。我想要把那个瞭望台置于秘密监视之下。当那两个人到达时，如果瞭望台上有任何人从他们身上收到信息的话，我想要对他盯梢。必须允许他把信息传送出去，然后把他抓起来。”
在“弗雷亚”号油轮上，上午的时间过得特别慢，使人难以忍受。每隔１５分钟，安德鲁·德雷克便在他那架可携式收音机的整个波段上搜索，收听“美国之音”或英国广播公司“世界节目”的英语新闻广播。每个电台都播送着同样的消息：飞机没有起飞，机械师仍然在“教员”号出故障的发动机上工作。
９点钟过后不久，由德雷克指定作为起飞见证人的四位电台记者获准进入加托基地，他们由宪兵护送到军官食堂，并在那儿享用咖啡和讲于。他们与位于柏林的总部建立了直通电话，通过总部又与各自的国家开通了无线电广播线路。他们之中谁也没有遇到过亚当·芒罗。芒罗已借用了基地司令的私人办公室，正在与伦敦通话。
在“阿盖尔”号巡洋舰的背阴一侧，“短剑”、“长剑”和“短弯刀”三艘快速巡逻艇在系泊处待命。法龙少校在“短剑”号上把特种快艇勤务处的１２名突击队员召集了起来。
“我们必须设想，当局即将让那两个杂种离去，”他对他们说道，“过几个小时，他们就将从柏林起飞前往以色列。他们将在四个半小时之后到达那儿。所以，在今天傍晚，或者是今天夜里，如果他们说话算数的话，那些恐怖分子将撤离‘弗雷亚’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