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哈！哈哈！哈哈！你投胎投得好，投在江西人肚子里，吹起来了。”
“吹，那么你吹吹罢。”
“我不要吹，只说给你们听就对了。辛亥革命，不是从武昌发动的吗？大革命时代，湖南不是最热闹的吗？湘南暴动不是在湖南吗？长沙省城不是成立过苏维埃吗？湖南不是最出红军吗？多的是，我不罗嗦了。”
何云生理屈，一时茫然。
又走了两个多钟头，就到了小苏区中心，村庄旁边，有个小演说台，正对北面的大山，演说台前面，横系红布匾，上面写着“二七纪念大会”几个大字。布匾上面，有两面红旗，红旗上各有大红星，红星中间，斧头和镰刀，互相交叉。演说台前站着-一群老百姓——男男女女，大大小小。各人拿着小红旗。红军就在他们后面和两侧集合，于是，演说台前，工人、农民、老人、小孩、小贩、红军战士、游击队员，苏维埃政府和群众团体的工作人员，俘虏兵，人山人海，混作一团。
老百姓特别注意台上的两面红旗，他们看着红旗说：
“多漂亮的旗！”
“是！”一农民说：“红旗使我们下力的人有田了。”
“我们也得了好处。”一个持着县赤色工会小旗的中年人插着嘴，“苏维埃政府颁布了好多保护工人利益的法令……”
桂森也高兴地笑着说：
“我们更加好，到队伍以后，家里还分田，缺劳动力的，有人代耕，甚至帮助挑水，打柴……合作社买东西，家属有折扣，开会看戏坐头排。至于外籍红军，苏堆埃就划出红军公田，由政府代耕，秋收后以谷折价，把价钱分给外籍红军，去年我们机枪排就有三四个人分到三块大洋。”
“是！是！”司令部一个通信员抢着说。“我看到管理科长拿一把光洋，分给司令、参谋长和军械员他们，因为他们是外籍红军，也是一个人三块大洋。”
又一个人说：“杜政委分了没有呀？”
“为什么？他不是外籍红军吗？”
“政委是外籍红军，但他婆姨是苏区的，把他的田也分到她名下了。她还在离山街上开了个小铺子，有些首长，从他门口过，还进去喝过茶哩。前几天我听丁长生说，他的婆姨李桂荣来，带了老酒和好吃的东西。他已经享受到公田的利益了。”
大家大笑一场。
这时桂森左侧后面，有个龙钟老人，向前几步，和桂森斜对着，他左手抬起来，一面摸鬍鬚，一面高兴地说：
“你是排长？”说完又上下打量桂森，以讚许的口吻说：
“喔！有出息，是个好角色。”
“不，不，不——”桂森有点害羞似的，“大伯，好大年纪了？”
“六十六了。”
“有福气，有福气。”
“搭帮同志们。”
“老伯家到这里有好远？”
“十三里。”
“你还能走这样远！”
“算什么！我今天正午听到你们要来，特意来看看你们。”
“伯伯，你真好！”
“我刚到这里，站在你们后面，又听到你们说红旗长，红旗短，这件事我比你们年轻人清楚一点，我今年六十六岁了，看见很多样子的旗。在清朝是龙旗，龙旗是用黄布，裁成三角形，上面画着一条龙，龙是皇帝，我小时候在私塾念书，每逢初一、十五要焚香烧纸，先生学生都要向那条龙三拜九叩，膝头跪烂了，我也没有得到龙旗的好处。后来革命党撕破了龙旗，换了五色国旗，换旗的时候，百姓也很欢喜，以为天下真太平了。呵呵……”老人突然鼓起眼睛，失望的把颈子一缩，“天晓得！不到几年，百姓更苦了，我们上年纪的人，就想起了龙旗来，想出个真命天子。但想来想去，总是受苦。到民国十五年，广东来了国民革命军，赶走省长蔡成勋和五省联军总司令孙传芳，扯了五色旗，换了青天白日满地红的旗。这面旗开始的时候，也和五色旗一样，确实不坏，成立农民协会，减租减息……可是，只有几个月，就翻脸了，这一下非同小可，比五色旗还坏得多，坏得多！这样，我们上年纪的人，就更加想龙旗，可真命天子还是不来，还是受苦。直到五年以前，天下才变，出了共产党，扯下青天白日旗。我开始对红旗也不大相信，以为又是五色旗代龙旗，青天白日旗代五色旗那样，后来，他们告诉我们不要靠天靠地，不要想真命天于，要靠自己救自己，号召我们农民成立农民协会，成立工农兵苏维埃政府，打土豪，分田地；打衙门关卡，我才真信红旗；这面旗和龙旗、五色旗、青天白日旗都不同，看样了就好，它是红的，是吉利的意思，上面画的是镰刀、斧头交叉，是工人和农民拉手的意思，镰刀斧头放在五星上，是天下的工农都是一家，也是共产党领导革命的意思。我盼着这面旗永远红，不象那些旗，过不了多久就变。”
“是！”桂森更兴奋地说，“大伯说得对。”
好几个老百姓都说：
“大伯可有些文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