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十、您对1944年7月20日的谋刺事件当时有什么看法?现在有什么看法?
对这样一件谋刺国家元首的重大事件，当然是不能脱离德国当时所处的政治形势来看的。如果人们只是根据以后所认识到的那种观点来作判断，那末，当时人们对这一事件的态度自然是不值得讚扬的了。
那末，在我看来，当时的形势是怎样的呢？
1944年7 月，德国正处于同外来敌人进行严重搏斗的战争状态。德国军事力量已支离破碎。我们的陆军在同日益增强的优势敌人进行着最激烈的战斗。
在海战中，德国的潜艇也同样处于失败的边缘：为了继续牵制英美迄今用在大西洋战场上的雄厚的军事力量和物质力量，潜艇在同具有优势的防御力量的敌方作战中儘管战绩很小，损失巨大，但它仍然不得不继续战斗下去。
德国海军和陆军的士兵们就是处于这样一种同外来敌人进行艰苦卓绝的战斗之中。那些军事长官们，不得不要求自己部队的士兵以忘我的献身精神为了保卫祖国、保卫德国人民而献出自己的生命。
不言而喻，在这种形势下，作为一个德国军事长官，必须防止发生任何可能削弱士兵在同外来敌人作战时的斗志的情况和事件，因为他要对那些忘我地作战的士兵的生命负责。如果我们想要了解这些军事长官们在某一事件中采取某些行动的原因，就必须考虑作为一个军事长官的这种职责。毫无疑问，如果谋刺成功的话，势必会在德国内部引起分裂，因为当时大多数德国人还是支持希特勒的，而且即使希特勒死后，他的国家机器仍在有力地提防颠覆国家的活动。
同样，谋刺者也不可能期望得到国内和前线战士中大多数人的支持。
这样，如果谋刺成功，结果就会导致内战，并且会大大削弱前线与敌人作战的战斗力。
如果谋刺成功，我们的对外政策也是丝毫不会改变的，盟国要求德国无条件投降——请看第二十八个问题的回答——仍将不变。就是说，战争仍将不得不在一个德国新政府的领导下继续进行下去。
当时我所知道的关于1944年7 月20日谋刺事件的形势就是如此。这一天，因为考虑到海军对外部敌人的战斗力，所以我想应儘快地努力消除士兵中产生的任何怀疑。因此，？月20日这天，我明确地声明反对这一谋刺事件。
这可以说是一种负责的决定，是一种出于良心、出于对那些信任我并正在战斗的士兵的责任感的决定，因为这一决定是为了尽一切可能保持他们的战斗力，同时也是为了用这一方法防止由此可能造成的更为重大的损失。
我认为，当时作为一个军事长官必须这样做。特别是在他对于那些多数在德国国境外东部所发生的、背着德国人民在干的、大规模的杀人罪行一无所知的情况下，就更有必要毫不犹豫地采取这一行动。
我主要根据这一观点，讲一下今天我对7 月20日的谋刺事件的看法。
我今天认为，如果德国的男女公民们经过良心上的深刻反省并且相信，走上反抗的道路乃至实行叛国和采取谋杀行动能够抵制不法行为的话，那末这样做在道义上是合理的。
由此我认为，这是关係到双方两种不同观点但对双方而言却又都是道德观的问题，以及关係到相应地在良心上作出决定的问题：谋杀者的道德观和军事长官的道德观。
所以我认为，不谴责任何一方都是对的。这涉及到一个人指导自己行动的伦理上的动机，只有依据这一动机才能作出一种道德上的判断。如果双方都有这样的伦理上的动机，并且根据这一动机而作出良心上的决定，那末就是在今天，我们也要尊重双方，并且设法使当时两种不同观点沟通起来。
三十一、您对波罗的海战场是怎样评价的？当波罗的海的海上运输对德国的作战起着愈来愈大的作用时，您在海战方面得出了哪些结论？
波罗的海对于我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战略和军备来说，意义十分重大。这一点没有人比邱吉尔看得更清楚了。在回答第二十二个问题时，我已经引述过他的话，当他在1939年9 月初出任海军大臣时曾经十分确切地阐明了这一点。
我们在波罗的海的制海权是为了保护我们的德国北部和东部漫长的海岸线免受敌人的入侵，从而防止敌人在德国的领土上建立一条新的陆地战线。这种制海权就需要我们使用军事力量保证波罗的海入海口的安全，从而使敌人不能从西面侵入波罗的海。此外，我们封锁了芬兰湾，使俄国的海军以及运输部队的船隻不能从列宁格勒和喀琅施塔得进入波罗的海。
我们掌握了波罗的海的制海权，那就毫无问题，只要波的尼亚湾化冰后，就可以立刻从中立国瑞典越过波罗的海得到矿砂的供应，这对我们的战时经济具有决定意义，通过波罗的海，也同样可提供其他的瑞典商品。不言而喻，我们在俄国的东方战线也可以通过波罗的海的海上运输得到人力、物力和武器的支援，我们的部队及其武器装备也可通过波罗的海调回西线。
1942年，几艘俄国潜艇成功地从芬兰湾侵入了波罗的海。儘管我们用水雷和其他封锁方法封锁了芬兰湾，但并未能阻挡它们这一入侵。为了防止俄国潜艇的这种入侵，1943年春，我作为海军总司令下令铺设一层通过海底的钢索网，这样芬兰湾就被完全封锁住了。俄国的潜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