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１８·
陕北汉子霍达东没跟婆姨桂桂有一点商量，甚至连交待一下都没有，就把家里最值钱的一头壮壮的黑驴、十几隻肥肥的山羊，还有分到手没几天的五亩上好水田给卖了。他根本不会担心桂桂埋怨他，因为桂桂几乎从来不埋怨他，除了涉及生死问题的时候。
他急需要钱用，没有钱，可能就会出几条人命。这几条人命就是李仲海和另外几个受伤的共产党员。他们在肤郡暴动时都冲在前面，而受了伤之后又不能回到家去治伤，他们的家不是被政府查封，就是被监视起来。
肤郡暴动之后，榆林边防军司令金上岳亲自打来电话，表示再不能对暴民以宽容，尤其对共产分子，更不能养虎为患，必须加以彻底剷除。只有这样才能举三民主义大旗，保一方平安。共产党实乃造谣惑众、煽动暴民闹事之罪魁祸首，是中华民族之毒瘤，任其发展实乃中华民族之大不幸。
于是，留在肤郡城内尚未及疏散但已公开身份的两男一女三个共产党员被立即逮捕，三天之后即惨遭杀害。两个汉子的头被砍了下来，挂在城门楼上；那个女子则先被轮姦，让她尝尝被共妻的滋味，然后割去乳房，刻去阴部，曝尸街头。一天之后，尸骨和人头开始腐烂，臭气熏天，无数苍蝇遍布其上，惨不忍睹。还是马方和李秋枫趁夜晚无人看守之机，僱人将两个头和一具尸身偷走，掩埋于城外山坡一座乱葬岗上。那里前几日已经掩埋了二十多具暴动农民的尸骨。马方和李秋枫虽然参与总农会工作，但人人都知道他们不是共产党员，国民党县党部委员曾拉拢过他们：“共产党专门吸收地痞无赖，像你们这样大户人家的少爷千金无论如何都只能是他们的掌中玩物。你们是有知识的青年，应该懂得共产主义是西方传来的谬论，与我中华民族数千年传统格格不入，不符合中国国情哩。只有三民主义才是积华夏文明之大成，希望你们能成为我党的一员！”
形势所迫，马方和李秋枫都不敢公开驳斥国民党县党部委员的论调。何况马方还身为肤郡师范学校的新任校长，虽算不上满腹经伦，德高望众之人，可也是留学英国剑桥的知识分子。他明白事理，知道这时争辩不但毫无意义，而且可能招来杀身之祸。他们现在需要是保存实力，以图东山再起。经过肤郡暴动之后，马方和李秋枫一下子成熟了许多。
县警察局没有抓捕这一对曾经很活跃的青年男女，这不仅仅因为他们不是共产党员，关键是李秋枫的大四处花钱打点的结果。他多少知道自己的女娃不安分，在跟着共产党胡闹。国共分裂，蒋介石、汪精卫先生在上海和武汉宣布清除共产党而大开杀戒，肤郡农民暴动惹怒了一直处于宽容态度的金上岳，屠杀这些暴民在所难免，势在必行。虽然女娃从不听大的劝导而自行其事，但那终究是自己的亲生骨肉，不能见死不救。于是就以发展地方武装，维护一方平安为名向金上岳捐了一万块大洋，获取了女儿和准女婿不被牵连的许诺。
他心里很清楚，只保女儿，不保女婿是不行的。女儿之所以疯疯癫癫地跟着共产党摇旗吶喊，完全是痴迷地爱上了马方之故。本来他可以借金上岳之手除掉那个他说不上喜欢的准女婿，那个准女婿在他心目中除了会写几首不伦不类的歪诗淫词之外，就是自甘与地痞无赖为伍，实在不是他所希望的仕途之辈，栋樑之才，就是继承他偌大的商号也指望不上。不过，这准女婿若是有个三长两短，他那因自小娇惯而脾气固执的女儿准会去寻死觅活，为情而亡。为自己女儿计，他只好将两个人一块保下来。
屠杀共产党员的风潮遍布全榆林府。榆林府所辖的每座城镇里都三天两头地张贴出划着名红钩的大布告，宣判共产党员的死刑，并列数其罪恶，以示不杀不足以平民愤。而被杀的共产党员大都是被先游街示众，然后绑赴刑场，一脚踢中膝盖窝，跪于地上，由刽子手用枪对着后脑勺开了一枪，顿时脑浆崩溅，死于非命。
儘管也有吓得发抖、浑身乱颤、面无血色的人，但大多数共产党人都是慷慨就义，知识分子们不是高唱《国际歌》就是一路宣讲共产主义，而农民们则是挺着脖子狂叫：“老子二十年后又是个红匪，杀光你们这些狗日的！”
围观者中看热闹的居多，但也止不住地议论：“那教书先生可惜哩，我们娃最喜欢听他讲课，他那秦腔唱得赛过戏班子。”
“十几年没见过这么不怕死的汉子了，枪托把膝盖骨砸碎了才跪下，还叮嘱那刽子手别把枪子打歪了，吓得那刽子手第一枪还真只打飞了一撮头髮毛。”
“那女子怕还怀着个娃哩，听说她砍过三个大户人家的脑袋，像《水浒传》里的母大虫。你看她还挺俊俏的，不该杀，配给哪个光棍汉做婆姨，或到大户人家当丫环也算善举哩。”
“嘻，那后生尿裤子哩……”
共产党在榆林府再不能公开活动了，只有转入地下。李仲海早已被列入通缉名单，当然只能躲在别处养伤。不过由于各镇乡残存农会势力还在，国民政府的政权尚未在基层恢復统治，住在远离县城的村中一时半会儿还没有太大危险。李仲海不回近在咫尺的家也只是预防万一罢了。
当下之急，倒不是怕官府缉拿他们，而是这几个伤号的伤势严重，经专治红伤的大夫看过之后，开出一大推西药的单子，说是没有这些药，伤号们都有性命之忧。而这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