霍达东见到的判决书上已经签了李仲海的大名，而他自己却迟迟不能下笔，犹豫再三，他还是拨通了李仲海的电话。
“仲海吗？马牙子一定要被判处死刑吗？”霍达东有点于心不忍地问。
李仲海的口气有点生冷：“达东，这是原则问题，严厉打击破坏国家统购统销政策的犯罪分子是咱们省委开会决定的，省政府也专门发了文件。你这主管农业的副书记和副主席都是支持的，不能因为是老乡而心慈手软哩。”
“我是说，马牙子事出有因，我听说咱家乡大灾，颗粒无收……”
李仲海打断霍达东的话：“现在不能考虑倒卖粮食是出于什么动机，只要他的行为触犯了法律法规，就必须严肃处理。达东，封建时代还有挥泪斩马谡的事，咱共产党不能连封建士大夫都不如。而且，咱们要让人知道，对于胆敢和政府对抗的人，咱们就是六亲不认，这样才能树立政府的威信。”
“可……”
李仲海不耐烦了：“达东，你怎么变得婆婆妈妈的了，咱们还有多少工作要做，咋能为个马牙子在这里纠缠不清，咱犯不上哩。当初马牙子就是投机革命，娶了两个婆姨就跑回了老家。今日，他又成了落后农民的代表，往新中国和共产党脸上抹黑哩，到处讲饿死了人，以此为藉口私自贩运粮食，这是向共产党挑战，要造共产党的反哩。你可要站稳立场，别为这点小事栽个大跟斗。东北的高岗被定性为反党集团的首领，这时候更要小心谨慎哩。好了，就这样吧，我今夜还要赶写一份报告。”他挂了电话。
霍达东拿着话筒，陷入了久久的沉思之中。但最终，想着李仲海的那些话，想着他一直认为仲海比他政策性强，识大局，懂政策，想着李仲海几次在他感情衝动时及时阻止了他而未使他滑入深渊，他还是颤抖着在法院呈上来的马牙子的死刑判决书上籤下了自己的名字。
黄昏时分。夕阳像被宰杀的母鸡肚里尚没结出硬壳的蛋黄一样瘫软而又让人感到悽惨地半吊在黄河的尽头，似乎那无尽的黄水是从蛋黄中涌流出来的，粘稠地流淌着，河水本身就是黄色，又染上夕阳的余晖，便更为黄灿灿的，但并不辉煌，而有如巨大的苦胆破裂了，胆汁灌满了沟谷。
霍达东沉闷不乐地收穫着后院地里种的红薯，那红薯因精心管理，个头长得很大，堆在地头，如一堆长满了锈的宝藏。
准备登上观河楼去观赏秋水落日的马圆见霍达东正在收穫，便改变了主意，也脱下外衣，挽起袖子，帮他捡拾着从土里刨出的红薯。令人奇怪的是，他竟然也有着忧郁之情而没有夸讚霍达东的丰收。
当红薯收完之后，霍达东才说了句：“马先生，累了吧？我陪你到木楼上吹吹风。”
马圆点点头，两人一先一后登上了脚下就是滚滚黄水的观河楼，楼上有两张常摆在那里的藤椅和一张茶几，两个人坐下来，深知马圆习惯的勤务员端上来茶水，而深知霍达东习惯的勤务员则送上来香烟。
马圆长长地出了口气：“生娃，那红薯怕是有几百斤吧？够一家子人活几个月了。”
霍达东嗯了一声，点点头，然后点燃了一支香烟。
马圆仰在藤椅上，沉思了一下，说：“我和仲海吵了架哩。”
“为啥？”霍达东忙问。
“为马家沟一个老乡马牙子的事。这人我不熟，当年闹农运时见过他几次，没啥太深印象了，算不上维护亲朋好友。他咋能就给枪毙了呢？要是有饭吃，他不会跑上千里路来这里高价买粮食哩。政府赈济不了他们，高价买粮又不许，这是要官逼民反呀。生娃，你当年砸金城镇粮库不就是这么一回事吗？民以食为天，不管谁当政，不让百姓吃饱肚子就不是好政府，人民就不会拥护。”马圆感嘆着。
“你跟仲海讲了这些？”
“讲了。”
“他咋说？”
马圆苦笑了一下：“他让我好好改造思想，作为民主人士要给共产党补台，不要拆台。可他李仲海不明白，你们这种做法才是自己拆自己的台哩。仲海在变，生娃，你可能也在变，变得站在人民的对立面上去了。”
霍达东驳斥着：“马先生，我们是站在全局，为大多数人的利益着想，为国家利益着想，不能仅照顾少数人。”
马圆冷冷地哼一声：“混话！什么叫大多数人？一个人一个人的组合起来才叫大多数人，今天没饭吃的你说是少数人，明天没衣穿的你还说是少数人，后天没工作的你仍说是少数人，再以后没学上的又是少数人，这些许多少数人加在一起就成了多数哩。什么国家？没有家能有国吗？老百姓一家一家地都饿死冻死了，家破人亡了，这个国还能存在吗？”
霍达东在这些理论问题上是永远无法与马圆争论的，他只能沉默，何况，在处理马牙子的问题上他本身也在矛盾着哩。
马圆嘆了口气：“生娃，我的话在你们心中无足轻重，这不要紧。我老了，我活着本身就仅仅是为了冷眼旁观，仅仅是为了能看着你们的社会主义到底搞成什么样子。而你们的一言一行关係到成千上万的百姓们的死活，凡事要三思而行啊。最重要的是不能不听人民的声音，水可载舟，也可覆舟，人民的心愿才是你唯一的准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