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时候你希望自己曾亲手杀死过一名伊拉克士兵。或希望自己在巡逻时用M40A1型步枪，在射击着弹点观察员无数次的开火指令下射出无数颗准确的子弹时，在一连串的猛烈交火时杀掉许多伊拉克士兵。无数个漆黑的夜里，你甚至愿意随时回去，回到沙漠里，找机会杀死那些伊拉克士兵。由于在战斗时一个人也没有杀死，你认为自己算不上是个海军陆战队队员，甚至连个男人也不是。你的脑袋里总有个空缺，缺少的是战争给你留下的美好记忆。你必须补上这个空缺。
但许多年以后，你就会发现你根本无法弥补这个空缺。所以你把它移开，埋在心灵的最深处。
你用了很多年才明白，世界上最纷繁复杂、最危险的衝突，最折磨人的行动，最致命的战争，就发生在你自己的脑袋里。
你就算是杀掉了偶尔想像的那些想杀死的一个人或所有的人，你还是你自己。也许你想错了，如果你杀掉了那些人当中的一个或所有的人，你将使自己精神失常或是亲手杀死自己。你会成为一个伟大的杀手，一个恐怖的杀手。
如果你杀掉了那些人，你可以骗你妈妈说：“不，我从来没有杀害过任何人。”而且就算你真的谁也没杀，然后这样对你妈妈说，她还是会无数次地哭着说：“当你到战场去的时候，我就已经失去了自己的小男孩儿。你曾经是那么可爱，那么温柔，可现在你成了个愤怒的、不快乐的男人。”
胜利归国：喧嚣的背后是什么？(1)
清除完掩体后，我们住在利雅得附近的一个帐篷群里。在那里每天早上我们可以洗上冷水澡，还必须把鬍子刮干净，擦亮我们的军靴。战争的结束比战争开始要来得快得多。五角大楼用了六个月的时间在沙漠上建立起一支总共由50万男女士兵组成的部队，却只用了不到六周的时间解散这支部队的大部分人员。因为现在参战国已经恢復安全，不再需要保卫它的部队了。现在我们也不再是保护者，而成了擅自闯入的不速之客。
在大后方的大部分时间我们都在担心什么时候才能被送回国内，并确保自己不会被欺骗。因为我们肯定先来的傢伙应该会先被送走。
最后我们终于坐上了飞机。我们的飞机先在雅典着陆。可他们不许我们下飞机，这纯粹就是一种折磨。我们从闷热的飞机里看到雅典那些碧绿的山峰，看着那些有可能是古代遗址或现代建筑的房屋。我们无法分辨出它们是古代的，还是现代的。可这些都不要紧，我们只想亲自到那里去游览一番。当然要是这样的话我们当中就有人要留在雅典，然后失去音信。这是我们的指挥官必须要考虑到的一个事实。
然后我们抵达了爱尔兰共和国首都都柏林（Dublin）。这次他们允许我们走下飞机，也许是因为机场上有全副武装的工作人员在巡逻。上校在对讲机里命令我们不许到酒吧里去喝酒。这时一个傢伙从座位上跳起来，大叫道：“我尊敬的长官，操你的，长官。”当时我也坐在酒吧里，坐在那个傢伙后面有三四个座位远的位置上。我要了一杯吉尼斯黑啤酒（Guinness），像喝水一样咕咚一口就喝光了。我逛着机场里的免税店，挑选着白酒、糖果和昂贵的皮革製品。可是我什么也没买。一对爱尔兰老夫妇衝到我面前，老妇人拥抱着我，她的丈夫握了握我的手，对我表示由衷的感谢，还请我喝他的银制酒瓶里的威士忌酒。我被这个场面吓了一跳，我先是不明白他们为什么要对我表达慷慨和讚美，随即我想起自己刚刚参与了一场战争。我敷衍地谢了谢他们，然后提前上了飞机。
最后我们到达了加利福尼亚州。从圣贝纳迪诺乘车到二十九棵棕榈基地的路程花费了好几个小时的时间，因为在沙漠里的这条公路上有成千上万的美国公民夹道欢迎荣归故里的英雄们。这让我想起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纽约城里胜利游行的场面。载着我们驶过高沙漠区的20辆黄色公交车与之相比简直渺小至极。
人们把廉价啤酒、一瓶瓶的廉价白酒、黄色塑料绸带和旗帜扔进车里。偶尔会有陆战队队员把抢着要上来的妇女抬进车里。那女人会向我们微笑，祝贺我们成为英雄。有时她会亲吻几个陆战队队员的脸颊，接受一个陆战队队员送给她的可以夹在衣服上的V形臂章，并且和颜悦色地拒绝陆战队队员们俗气的，甚至是有点儿粗暴的性爱的召唤与建议。但通常这个好心的甚至具有爱国主义情结的，为自己国家而骄傲的女人才会意识到自己是被强行拉到车里的。这时她就会尖叫个不停，直到有个锅盖头礼貌地将她带出缓慢行驶的公交车，让她回到安全的平民世界，才愿意停止尖叫。这种场面持续了好几个小时。我开始厌倦起来，开始为自己的身份，为强加在自己身上的英雄身份而感到失意。
当我们就要到二十九棵棕榈基地时，克罗克特拉了个越战老兵到我们的车上。这是位坚强的越战退伍军人，很明显多年来一直在这一带的街区奔波，进出于各个越战退伍军人医院。他的两隻脚都很脏，连鞋都没有穿。他穿着破破烂烂的牛仔裤和一件褪了色的来历不明的迷彩服。泪水从他的双眼流下来，流过布满深深皱纹和饱经风霜的脸颊。他的脸就像是一张复杂的沙漠地形图。他好像是喝醉了，不过明显没有平时喝得多。他抓住克罗克特的肩膀，好让自己站稳。然后张开干涸的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