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次会议的影响下，刘伯承曾在瑞金报纸上写文章，批评红军第四军中有“游击主义”。反映了他那时对中国革命战争的特点，还缺乏全面正确的认识。
宁都会议后，刘伯承立即赶回红军学校，参加10月10日举行的第三期毕业典礼，并发表了讲话。他说：“第三期学生学习期满，以同志们的努力学习和教职员的殷勤训导，已经得到了很好的成绩。现在正当着鄂豫皖红军和陕甘红军得到伟大的胜利，我们全国全战线上正在积极进攻敌人，粉碎敌人四次‘围剿’，夺取中心城市，争取江西一省首先胜利的时候，第三期红校毕业生出去，红军中又加上这一支生力军，是有非常重大的政治意义的。
希望同志们到前方去，为着我们工农阶级的解放，把你们所学的带到红军中去，转变红军中的工作，创造铁的红军，以你们英勇战斗的精神领导红军战士去消灭敌人。”
随后，刘伯承由红军学校校长兼政治委员调任红军总参谋长的职务，协助总司令朱德、总政治委员周恩来在前方指挥作战。
在反“围剿”战争的实践中，刘伯承逐渐加深了对中国革命战争特点的认识，也逐渐认识到毛泽东的主张是正确的，并且使自己的行动日渐步人正确的轨道。
第三节红军总参谋长
1932年底，蒋介石调集四五十万人的兵力，对中央根据地进行第四次“围剿”。敌人兵分三路：中路军总指挥陈诚指挥“进剿军”12个师为主力，在抚州、浒湾地区集结，向广昌进攻；左路军总指挥蔡廷锴指挥6个师又1个旅，进至光泽、清流地区，向长廷瑞金方向进攻；右路军总指挥余汉谋指挥6个师又1个旅，进至信丰、寻邬地区，向兴国、雩都、会昌进攻；l个师为总预备队。另有4个师又两个旅分别在南城、南丰、东安、崇仁、永丰等地担任守备。
当时，中央红军第一、三、五军团，第十一、十二、二十一、二十二军，及独立第四、五师，总兵力约7万人，在朱德、周恩来率领下，集结在金溪、黎川地区待机。总参谋长刘伯承带领作战局长张云逸、情报局长曾希圣等，组成精干的指挥机关，随军行动。
1933年2月4日，苏区中央局作出决议，要求红军在敌部署未定之时，实行进攻作战击溃敌人，并命令红一方面军首先围攻南丰。
南丰城东临抚河，位于南北狭长的平原中，为抚河战线国民党军进攻中央苏区的重要据点。红一方面军领导人本来是不愿意强攻南丰坚城的，周恩来并提出这样做至少有五不利：一暴露企图，二易受夹击，三损失大，四不能筹款，五费时日。但苏区中央局决议已下，他们只好部署攻南丰。守敌为毛炳文第八师6个团。担任主攻的是第三军团第三师。2月12日黄昏后开始了攻城战斗。激战1昼夜，仅夺取了城西南、西北的外围工事。红军歼敌不足1营，损失却过300。敌据城固守待援，使用了强大的火力。城外是一片开阔地，红军无法接近城墙。朱德、周恩来、王稼祥、刘伯承研究后认为，红军被吸于坚城之下，敌增援部队已由乐安、宜黄东来，相持下去红军有被夹击的危险。决定改强攻南丰为佯攻，围城打援，将主力撤至东韶、洛口待机，待查清敌援军行进路线后，采用大规模伏击战法消灭敌人。
来援南丰的是陈诚部第一纵队3个师，罗卓英率第十一师沿宜黄大道开进；第五十二、五十九两师由第五十二师师长李明指挥沿乐安山路东来。李明率本师为右纵队，令第五十九师为左纵队，平行前进，中间有海拔900米的摩罗嶂大山，联络不易，更无法相互救援。情报局长曾希圣弄清援敌行进路线后，立即向刘伯承报告。刘伯承提出了相应的建议，经朱德、周恩来判断商议，决心集中主力，采取各个击破的方针，在固岗、登仙桥以东，河口、黄陂以西地区，伏击第五十二、五十九两个师，随即作了战斗部署，命令林彪、聂荣臻指挥第一、三军团及第二十一军为左翼队，由王兜、苦竹圩之线取平行道路向北前进，侧击敌人。命令董振堂、朱瑞指挥第五军团、第二十二军为右翼队，由东陂进至黄陂向西兜击敌人。根据总部命令，红军左翼队于27日7时进入伏击地域大龙坪。这大龙坪西上5里，东下8里，南北两侧都是高山密林，正是设伏的绝好地形。13时，敌第五十二师进入大龙坪地区，因山路崎岖狭窄，一下子成单行行进，队伍只好排得很长。砰！砰！几声清脆的枪响打破了山谷间的宁静，指挥部发出了总攻的信号。顿时，狭长的山谷两侧，枪炮声响成一片。敌人的队伍就象蜿蜒十几里的一条长蛇，首尾不能相顾，很快被截成数段，然后全部归于消灭，师长李明被击毙。第五十九师隔山听到枪炮声，师长陈时骥判断是第五十二师进行实弹演习。14时，行至霍源以北地区，与红军右翼队前卫遭遇。陈时骥下令就地占领阵地，与红军对峙到天黑。28日清晨，红军右翼队将第五十九师四面包围。8时发起总攻，激战竞日，至19时，歼敌4个团；陈时骥率残部逃窜，在登仙桥附近被红军左翼队生俘。陈诚遭此重挫，仍图补救邀功。将3个纵队缩编为两个纵队，以吴奇伟指挥3个师为前纵队，以罗卓英指挥3个师为后纵队，前后两纵队重送行军，由东陂、黄陂经新丰、甘竹直趋广昌；打算得手后，促使蔡廷锴、余汉谋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