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连串的捷报传到第二野战军恫城指挥部，刘伯承望着作战地图上不断向南延伸的红色筋头和小红旗，不禁露出会心的微笑。国民党军长江防线一触即溃，这完全在他的意料之中。但溃逃如此之快，似乎超出了预想。他判断：战局虽已急转直下，但敌人仍有继续组织顽抗的可能。国民党军成建制地向南狂奔，看来是想利用钱塘江、沪杭路和浙赣路，以皖浙边山区作为依託，构成新的防线。目前京沪铁路、京杭公路已被第三野战军切断，浙赣铁路和徽杭公路就成了敌人退却的唯一通道。想到这里，刘伯承的目光移开地图，回身叫作战参谋起草给总前委的电报。他边沉思边说：“根据敌人在江防被突破演变为溃乱的趋势，黄山、鄱阳间的交通、粮食状况和我军渡江后的态势，可决定不以主力与第三野战军成交叉运动去南京地区，而以全力直出贵溪、上饶、徽州以指向浙赣路进贤至义乌之线，这样，既可以割断蒋桂两敌之联繫，放鬆桂敌而以全力迂迴蒋敌之侧背。”在总前委主持工作的陈毅、邓小平，立即復电同意他的意见。于是，取消第四兵团接管南京的任务，改沿第五兵团右侧出上饶东西地区，协同第三、五兵团歼灭浙赣线上的敌人，并视情况向东发展，扩大预定的京沪杭战役的范围。第三、五兵团仍向原定目标徽州、衢州追击，协同第三野战军钳击京沪杭地区之敌。他一再督促各兵团“排除困难，不怕疲劳，兼程前进，勿使敌逃脱”。
渡江战役的顺利发展和江南国民党军的狼狈逃窜，使指战员们十分鼓舞，但也影响到战术思想的正确运用。刘伯承在部署渡江作战的准备工作时，就预见到后一阶段的大纵深追击战是一个新课题，曾明确规定部队在过江后的作战指导上，“主力应放胆向指定地点透入挺进，贯穿敌人纵深，截敌退路而兜击之。不可为途中残敌（或掩护队）所抑留。这些残敌，只能由后梯队派出一部兵力肃清或封锁之。”他还就火力部署和侦察指挥等问题作了具体指示：“应有随伴炮兵与大量发扬飞雷与爆炸的威力”，“应向主要方向派出先遣支队，察明敌人纵深部署与我军前进道路之状况，最好以工兵带器材附与该支队，扫除地雷与修復道路。”在追击初期，恰恰在这些方面发生了问题。有的部队追上逃跑的国民党军后，为敌少数掩护队所迷惑，拘泥于查情况、调火器以及摆开架子再打等老一套战法，结果贻误了战机，使其主力逃掉。有的部队不敢进行大胆、机动的作战，不敢及时分遣，不敢长驱直入，不敢独立作战，因此错过了一些战机。还有的不注意侦察，不派出先遣部队开路，轻率冒进，反为敌所乘。刘伯承汇集了这些情况后，向各级指挥员重申了猛打、猛衝、猛追的方针，并强调指出：“敌人已成崩溃之势，在布成新防线之前，不可能进行有效的抵抗。追击越深入，敌人越惊惶，胜利也越有保障。这是我军作战不同于以往任何时期的最根本的特点。为此，各部队应不顾一切疲劳，不为地形及天候所限制，勇往直前，大胆迂迴包围，务求抓住其主力而歼灭之。”在战术上，他又具体提出了不应轻敌，加强机动，实行平行追击、跟踪追击和超越追击相结合，求得分遣与合围能运用自如，加强情报、通信工作和充分利用缴获的运输工具等一系列的要求，使各级指挥员较快明了追击不力的原因，及时调整了部署和改变了战术，大大加快了进军速度，扩大了追击战果。
暮春时节的江南大地，霪雨霏霏，芳草萋萋，山峦耸翠，九派透碧。战士们顾不得欣赏沿途的绮丽风光，昼夜兼程，飞速挺进。不管气候阴晖多变，不管道路崎岖泥泞，滚滚铁流直向敌人纵深捲去。所过之处，但见遍地狼藉，十室九空，国民党军奸淫掳掠的暴行更加激起了指战员们的无比仇恨。左路第三兵团的第一个攻击目标徽州，是徽芜（湖）、徽杭（州）、徽金（华）等多条公路的汇合点，为进出皖浙边山区的重要门户。人民解放军渡江前，国民党军以侯镜如兵团第一0六军在这一带设防，企图控制皖浙边山区，掩护主力在浙赣线展开。第三兵团先头第十二军第三十五师师长李德生率部取山间捷径，一鼓作气插到徽州城下，接着迂迴包围该城，迫使守敌仓皇弃城南逃，被歼6000余人。第三兵团第十一军随后进占屯溪。这就打乱了敌人在徽屯地区组织抵抗的部署。右路第四兵团，过江后一直对敌第六十八军紧追不舍，不使其有喘息的机会，终于在乐平西南石镇街歼灭该军一部。中路第五兵团也以疾风捲残云之势，迅速前出至婺源地区。至5月1日，野战军主力控制了屯溪、婺源、乐平一线，横扫敌第一0六军、四十六军、九十六军等部，完全粉碎了刘汝明、侯镜如控制皖浙边山区、掩护其主力在浙赣线展开组织抵抗的企图。
第三野战军东、中两个集团，于4月27日将逃窜的国民党军5个多军包围在郎溪、广德地区，全部予以歼灭。其余敌人，则麇集沪、杭及其周围地区，妄图负隅顽抗。
5月2日，刘伯承和由总前委回到第二野战军的邓小平，根据毛泽东主席关于“二野应歼灭皖南、赣东、浙西之敌，开闢地方工作”的指示，给各兵团下达了新的任务：第三兵团向浙赣线义乌至龙游段，第五兵团向衢县至上饶段，第四兵团向横峰至东乡段进击，追歼溃散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