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百里历经清王朝、北洋军阀和国民党三个时期，任过若干军事要职，在作战实践和军事理论上都产生过相当的影响。杨杰曾任国民党陆海空军总司令部参谋长、陆军大学校长等职，是国民党军中有声望的人物，晚年参加反蒋爱国活动，遭蒋介石派遣的特务暗杀。刘伯承肯定他们军事上学有所成，研有所见，但指出他们在为反动统治阶级服务的情况下，不可能充分发挥自己的才智，获得真正的成就。
通过一系列严肃而又生动的教育，使“旧军官教员”感触很深，认识到了思想改造的重要意义，坚定了自我改造的信心，任教的积极性也大大提高了。
在军事学院创办初期，“旧军官教员”发挥了重要作用。他们编写与翻译了大量教材，承担了技术兵种和文化教学中90％以上的授课任务，参与组织实施了许多次规模较大的实兵演习与现地作业，为军事学院的训练工作贡献了力量。同时，他们自己也在政治上有了不同程度的提高，有的后来还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以后，他们陆续转业到地方工作，不少人成为人民政协的骨干，为祖国的统一大业，为振兴中华继续努力工作。每当他们回顾在军事学院的那段生活时，都十分怀念刘伯承院长，怀念当时党内党外赤诚相见、互相信任、团结合作、宽鬆和谐的那种政治环境。
第三节给教员行“加冕大礼”
1951年5月5日，是军事学院建立的第一个学习节。在欢庆学习节的大会上，刘伯承提出了着名的“尊师重道，教学相长”的口号。他对此解释说：“我们的学员、机关工作人员要尊重教员，协助教员搞好教学。当然，教员也要向学员学习，帮助学员总结作战经验。不管是教员，还是学员，都要认真学习马列和毛主席着作，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之道统帅‘教’与‘学’，使‘教’与‘学’两个方面互相促进，共同提高。”
针对那种“金教员、银学员、破铜烂铁是机关”的说法，他断然予以批驳：“这个说法对不对呢？显然是不对的。我们的教员、学员和机关工作人员都是党的干部，是没有高低贵贱之分的。但是，在学校里，教员起五更，睡半夜，工作是最辛苦的。应该提高教员的地位与待遇。教员是学校里的无冕之王，就象李太白，遇官高一级嘛！今后，每年的学习节首先要表彰教员，给教员行加冕大礼。最高学府应该树立这种尊师、敬师的高尚校风，才能培养出高质量的人才。”
讲到这里，他走到台前，举手向全场的教员们行了一个军礼。顿时，全场响起了一阵雷鸣般的掌声。刘伯承在台上侃侃而谈，风趣幽默，深邃透彻；教职员工们在台下细细聆听，点头称讚，喜形于色。他们就象品尝一杯香醇美味的露酒，心里感到无比舒坦。这种心与心的相贴，情与情的交融，是对尊师重道的共识，是全院上下献身教育事业的交响乐章。
望着刘伯承朴实、诚挚的笑容，大家想起了他关怀教员、尊重教员的一桩桩往事——院办公室的秘书想起了院党委“编外委员”的故事。有一个从南京工学院招聘来的教员，不仅科技课讲得好，还编写了一套通俗易懂的军事科普教材，深受学员们欢迎。刘伯承对这个教员十分尊重。每当召开全院大会时，他就指示院办把这个教员请到主席台上，和院的领导干部坐在一起。人们都亲昵地称这个教员为院党委的“编外委员”。
训练部的参谋想起了“二两米”的故事。建国初期，全军实行供给制。
当时学员的供给标准是每人每日28两（每斤16两制）米，而院校教员和干部却只有26两米。为了这二两米的差别，刘伯承签发了一个给中央军委的报告，建议院校教员和干部的待遇应与学员一样，“即若因财政困难，则将学员与院校工作人员一同日领26两米也好。”
政治部的干事想起了电影票的故事。开学不久的一个周末，文化俱乐部的干事们正在给全院分发电影票。这时，突然接到了刘伯承打来的一个电话，嘱咐他们给每个正在上课的教员多发一两张票，以便他们偕同爱人、孩子一起欢度周末。这件事使干事们深受教育。以后，他们把刘伯承的这一指示变成一项制度，每逢周末和节假日发电影票、演出票时，都对教员实行优待。
院务部的助理员想起了写字檯和皮椅子的故事。这一年的春天，营房部给全院配发营具时，按标准，团以上干部才能发一张写字檯和一把皮椅子。
刘伯承指示营房部，对教员要打破级别限制，每人都发一张写字檯和一把皮椅子，以照顾他们工作上的需要。在刘伯承的支持下，军事学院还试行过一段“教员补贴费”制度，即每月增发给教员一些钱，让他们购买学习进修的书籍杂誌。
这一件件、一桩桩的往事，乍看起来似乎微不足道。但是，它却如同一盆炭火，温暖着每个教员的心房；如同绵绵春雨，滋润着每个教员的心田。
由刘伯承提出并身体力行的“尊师重道”的口号，将永远镌刻在人民解放军院校建设的史册上。
第四节“水龙头”与“重工业”
一天，刘伯承收到了周恩来的一个批件。批件上写着：伯承同志：从国外来京的高明翻译6人，本拟以两人分往军事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