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日本，「被爆者」这个词彙的意思是「原爆生还者」，我们这些人在日本的社会阶级上占有一个特别的地位，一般人对我们既同情又悲怜，我们身兼牺牲者、英雄以及政治议题的象征。然而，站在普通人的立场来看，我们却是一群受到社会排挤的丧家犬，没有哪个家庭愿意他们的子女与我们婚配，被爆者是不洁净的，不可混入日本人种纯净、初始的基因温泉。我个人对这耻辱感受甚深，我不单是个被爆者，还因为眼睛被爆瞎了，让我成为家国之负担。
在疗养院的窗外，我听到我们国家正在重建而奋斗的声音，然而我对这些努力所[能贡献的是什么呢?完全没有。
我好几次想找个工作，多卑微的工作都好，但是没人愿意用我。人家只当我是个被爆者，而我也经历了不晓得多少「礼貌性拒绝」。我哥叫我回去跟他一块儿住，坚称他跟嫂嫂会照顾我，而且家里总有些「需要」的工作用得上我。对我而言，这种安排比待在疗养院里更糟。他才刚退伍返家，正想再生一个宝宝，这时候还给他们添麻烦简直是难以想像。我想过自杀，也试过许多方武，但总是被某种无形的因素挡下，无法寻死。每一次摸索药丸或玻璃碎片总下不了手，我想应该是因为懦弱吧，除此以外还能有什么理由?我是被爆者，社会的寄生虫，如今又成了可耻的懦夫。在那段时间我的羞耻是无止尽的，当天皇的玉音昭告人民日本投降，我才是真的在「承受那难以承受的」。(2)
(2)?此为日本裕仁天皇在昭告国民投降时所说的一句话。?
我没通知哥哥就离开了疗养院，不知何去何从，只知道我得儘可能远离我的人生、我的记忆，还有我自己。我展开长途跋涉，大部分时候靠着乞讨……我已经没脸可丢了……我流浪到北海道的札幌住了下来。这个严寒、荒凉的北地，一直是日本人烟最稀少的县份，由于日本失去了库页岛跟千岛群岛，这儿已俨然成为西方眼中的「边疆绝境」。
在札幌，我遇到一位爱奴族的园丁，名叫太田英树。爱奴人是日本最古老的原住民部族，在我们的社会阶级里头，他们的地位甚至比朝鲜人还低。
或许这正是他同情我的缘故，我是另一个被大和民族摒弃的可怜虫，也或许是因为他儿子一直没有从满州回到日本，没人承继他的技术。太田先生在一幢名叫「赤风」的建物里工作，这里本来是豪华旅馆，如今成为收容中心，安置二次战后从中国遣返的日本人。我刚到的时候，「赤风」的管理部门抱怨说他们没钱再雇一个园丁，可是太田先生用他自己的钱付我薪水，他是我的老师，也是唯一的朋友，所以当他过世的时候，我认真考虑要随他而去，但我胆子太小，我就是做不到，只能继续苟活。后来「赤风」由遣返收容中心再度变回了豪华旅馆，日本也从战败的残砖破瓦中崛起成为经济强权，而我还是依然故我，默默在泥上上工作。
听到国内第一起殭尸灾变疫情的时候，我仍在「赤风」工作，当时我正在餐厅旁修剪西洋武的树篱，无意问听到几位客人在谈论南云的凶杀案。根据他们的对话，某个男人杀了他老婆，然后又像野狗般啃噬老婆的尸体。这是我第一次听到「非洲狂犬病」这个名词，我不想把这件事放在心上，继续工作。但隔天有更多人在谈论，在草坪上及泳池旁传来更多压低的声音，因为大阪的住友医院发生了更严重的疫情，南云的事件已然成为旧闻。再隔天，又传出名古屋，接着是仙台，然后是京都，我儘量不要去想客人的谈话，我来北海道就是要逃离这个世界，在羞惭和屈辱中度过余生。
最后让我体会到危机已经迫在眉睫的，却是旅馆经理营原先生，一个死板、现实、官腔官调的白领阶级。弘前市传出尸变疫情后，他召开员工会议，想要一举打破「殭尸会復活咬人」的谣言。我只能听他的语气来判断(一个人说话时的各种动作，蕴含了极为丰富的言外之意)，他的遣词用字太过谨慎，特别是那用力、尖锐的子音。他本来患有口吃，后来矫正过来了，可是这次讲话他又太用力要控制口吃，显得很不自然。其实，以前营原先生一碰到危急状况，说话就会变成这样。一九九五年阪神大地震时他就是这样，一九九八年北韩发射长程核武「飞弹测试」飞掠我国上空的时候，他也是这样。这次殭尸灾变爆发后，营原讲话时尖叫的音量，比我年轻时值勤所播放的空袭警报还要大声。
因此，我展开了这辈子的第二次逃亡。我想向我哥哥示警，但已经来不及了，我也不晓得该怎么跟他联繫，连他是生是死都不确定。「没有和哥哥联繫」是我生命中最后的羞傀，也是最大的羞愧。我会带着这个羞愧进入坟墓。
你为什么要跑?你担心自己的生命吗?
当然不是!如果真会死的话我高兴都来不及了!死亡，终于能结束我这辈子的悲惨，实在是太棒了……我只怕会再次连累周围的人，我怕耽搁某人的脚步、占用人家宝贵的空间，我怕他们为了救我这个根本下值得救的瞎眼老头而陷入危险……万一殭尸復活的谣言属实呢?万一我自己被咬到而受感染，结果苏醒后又威胁同胞们的生命?不可以!我这个羞傀的被爆者，不可以再掉入这样的命运。如果我註定要死，至少该跟我活着的时候一样:被遗忘、隔离，而且孤独无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