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陈耳东写上去的第一个是赵湘的老闆，也就是那个某投资顾问公司左总经理，继而是被他僱佣的那个正在通缉的刑满释放人员祝强。而因为那些已经跟你说过的种种原因，没一会儿，他就给这两个人打了“×”。陈耳东觉着，不论以什么角度或者思维方式考虑问题，总不能背离客观逻辑。别的暂且不提，起码———倘若认定这两起谋杀案是一人所为，或者说认定是在一人指使之下，那么，何芊之死必定与这两个人无关。自然，这一条线索应该在排除之列。
跟着，陈耳东又写了黄某，这一位让他踌躇了好一通儿。虽然曾经被这一位的坦坦荡荡、极富真实感的冗长之说而感动，但到了这会儿，他依旧对他免不了疑心，不管怎么说，这位製造牛奶的河北乡镇企业家、肩上扛着民主人士头衔的大亨，是惟一与两个受害人均有利害关係的人。思考这条线索时，陈耳东真的是反反覆覆。但最终，他的直觉超过了理性，他决定相信黄某的话。
由于找不到一个符合逻辑的犯罪嫌疑人，他不禁寻思──会不会还有什么他根本没有想到的可能呢？另外，还有一点──当初勘验定安庄西大街丙七号赵湘的住所时，在现场发现了一共四个不同的脚印，而到现在，他还只是知道有那个受僱于赵湘老闆左某的祝强及其同伙，和被何芊丈夫派去的前警察周某这三个人，而对于那第四位，却仍然一无所知。
谈起自己当时的困惑，陈耳东对我说：
“因此，茫然地离开了画了一隻只圆圈儿方框叉子箭头以及若干问号惊嘆号的白板，我再一次把自己埋进两起案子的卷宗里，重新翻看一份份材料和一页页与诸位当事人的询问笔录。
“忽然间，我在其中发现了一个我曾多次向你提及，但却始终被我忽略的名字，这就是不久前与赵湘登记结婚的那个女人──当初与赵湘一起捲走自己公司巨额美元的同谋习亚兰。
“那一刻我意识到：是不是我把一切搞错了？会不会有这样一种可能──他们俩拿走的那40万美元其实并没有被她带到美国去，相反，却一直在赵湘的手上？因为赵湘没有拿到签证，习亚兰只得一个人先走。当赵湘第二次被拒签，出国的希望已经成了泡影，便想一个人独吞这笔钱，作为自己独自为此承担风险的回报。
“随后，赵湘的这种心思很快就被习亚兰察觉，于是她便悄悄地回了国。当然，对于赵湘而言，她毕竟嫁给了他，不管怎么说，二人总得见上一面。所以，接到习亚兰打来的电话，他便告诉了习亚兰自己的新住址。5月16日的那天晚上，就在死者的那位画家兄弟走了没多久，习亚兰便赶到了定安庄西大街丙七号，然后杀死了自己的新婚丈夫！
“当然，照此推断，很多具体的细节和问题还无法解释，诸如：她究竟是按时到访还是提前赴约；为什么赵湘会在那一刻洗澡；还是他其实根本没有洗澡，这连同阳台上那扇被打碎的玻璃窗，都是她为迷惑警察而伪造的一种假象；到底她是怎么迎面给了她未婚夫一刀对方却没有做出任何反抗，这一切发生在她拿到那笔钱之前还是之后；既然随后不久那个受僱于赵湘的老闆左某的祝强，和那个为何芊丈夫做事的下岗警察便相继赶到了那里，那么她的时间可以说相当短，这么一会儿的工夫，无论是张口要，还是自己动手找，她都难以做到；更重要的是──如果以那笔巨额美元为依据而怀疑习亚兰杀了赵湘，那何芊之死又怎么解释，难道说她与此事也有牵连？她同样也死于习亚兰的刀下吗？
“你应该能理解，这么多的疑问让我一下子就琢磨透肯定是不可能，我当时只是意识到，既然这位习小姐同样也有犯罪的动机和可能，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落实她是否在两起谋杀案发生的这几日回过国。
“于是，第二天一早，我便让梁子和小胡兵分两路，挨着个儿地去一家家国内外航空公司，查找是否有一个叫习亚兰的中国女人近期从美国飞回来或者飞回美国去，随后，我又一次开车去了天津。因为从那个画家口中得知习亚兰有一个奶奶，我想找找那个老太太，看看她的孙女习亚兰是不是真的回来过。
“其实，从理性上讲，我那第二次天津之行几乎是没有必要。后来破获了这两起接连发生的谋杀案之后，有一回跟我的那位生了病的老上级一起钓鱼，他曾笑着对我说：‘你小子，就是邪门儿，都不知道你是怎么想的！你也不琢磨琢磨，换了你，如果是为了杀人而回来的，还不完了事儿就跑，能去回家看你奶奶吗？再说了……这点儿事儿，也值得费着油又跑一趟？给当地派出所打个电话，让他们了解一下不就齐了嘛……’
“说实话，我这人在想问题时可能是跟别人不大一样，尤其是在办案的时候，一方面，你可以把我看作是一个过于认真的人，而另一方面，常常会不依据理性而凭着一种直觉去处理问题。具体到这件事上便是如此──也不知道怎么了，当时总觉着那一趟可能会得到什么收穫。不过，按照本来的想法，是打算快去快回，根本没有想到会在天津呆上整整一天……
“我是在5月24日第二次去的天津。考虑到习老太太已经80多，我没有贸然前往，而是先去了当地派出所，找了个民警一起去拜访老人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