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的身上没有溜门撬锁的工具，只有一串钥匙──她用其中的一把打开了我的房门。
显然是慑于我男人般的拳头，加上我身上的这张皮，她一点儿也没反抗，乖乖地蹲在了屋角儿。当然了，不是她不想跑，门已经让我给锁上，想跑也跑不了。就在我正要给派出所打电话的时候，她忽然崩溃了，坐在地上就哭起来。她的哭声很大，一边哭，还一边问我，能否给她一点时间解释。
“好了好了。”我心烦地合上手机，坐在小桌旁后，指了指小桌对面的椅子，我掏出了香烟，“不妨听听你能编出什么令人伤心的故事，可你得先老实回答我的问题！”
“行……您问吧！”她一骨碌爬起来，哽咽着坐在了椅子上。
“叫什么？”点上烟，我从皮包里掏出了一个笔记本。一时，空旷的客厅变成了临时的审讯室。
“兰红霞。”
“哼，名字还挺好听，”我忍不住说道，“多大年龄？”
“今年21。”
“21？”我怀疑地朝她的脸望去，“我怎么觉得，你至少……也有30了？”
“没有，我只是显老，其实到下个月我才21，我的身份证丢了，要不给您一看您就相信了……”
“籍贯？”
“嗯？”
“我问你是什么地方人？”
“噢……夏邑。”
我一时有点儿茫然：“哪个省？”
“河南。”
“河南？……有前科吗？”我接着问。
“没有。”
“嗬，回答得倒挺利落，我看不像。”说话间，我又掏出手机，“叫……兰红霞对吧？得落实一下……”
“您别打电话了，”她连忙摆手，“我真的没犯过什么罪，只是18岁那年把村长家的电视机偷走卖了。就因为这个，派出所的所长赵大叔要关我15天……”
“哼！”我点了点头，“果然不出所料，一看你就不是初犯……老实交待，什么时候到的北京，来了以后都干了些什么？”
听了我的话，她忽然伤心起来，一边抽泣着一边说：“我是……5号的夜里……搭一辆运煤车从黑瓦窑……来的……”
“等一下，”我打断了她，“‘黑瓦窑’在哪儿？”
“具体在哪儿我也说不清，反正离张家口不远，我是在那儿下的火车……”
“哎？不是从河南来的吗，怎么又跑到河北啦？”
“不是跑去的，”她继而解释，“说来话长了……因为实在受不了，在派出所呆到第七天的工夫儿我就跑了，先是去了武汉，后来又去了长沙……前年的腊月十六，我来北京找工作，在厂桥的高台阶上被人贩子给卖了。”
“卖了？”
“是卖了，这中间被卖了三次，先是江西，后是贵州，跟着是河北……和您说吧，我都数着呢，先先后后一共有16个男人……唉，您知道吗，大虎已经……”
“等等，大虎是谁？”
“噢，是我儿子，已经一岁了，可到现在都不知道谁是他爹……唉，我也不想当小偷儿，可身上一分钱都没有，多亏了遇上老根儿哥……”
“慢点儿慢点儿，”我再次打断她，“这个老根儿哥又是谁？”
“老根儿哥就是袁伟根，永城人，离我家八十里，在西直门火车站南边儿烤白薯。他真是个好人，让我睡在他那儿，可连摸都没摸我一下。要不是他，我就只能要饭了。他也没钱，可我想弄点儿路费回家，这才又干了这种见不得人的勾当。没想到才一下手，就栽在了您的手里……”
她说得声泪俱下，有那么一会儿几乎都让我信以为真。可想起自己的职责，我又继续问着问题：
“怎么进来的？”
“用钥匙。”
“钥匙？你是说……你有我房间里的钥匙？”我惊诧地问。
“嗯。”说着，她摸了摸裤兜，掏出一把栓了红绳儿的钥匙递了过来。
我拿眼一瞟，上面的齿牙很新，显然是刚刚配出来的。
“说吧，哪儿来的？”我追问。
这一刻，她显得有些犹豫，两隻手绞在了一起。
“我……捡的。”
九千多美元
“撒谎！”我勃然大怒，“你怎么知道捡来的钥匙能开谁家的门呢？”见她耷拉着脑袋，我猛地一拍桌子，“说！”
“是……于姐给的。”她害了怕，慌忙回答。
“于姐？谁又是于姐？”
“上星期认识的，住在站前西边儿的旅馆里，老去老根儿哥那儿买白薯。”
“那么，这个于姐怎么会有我屋子的钥匙呢？”
“我不知道，于姐没说。她可能也不知道您是警察，不然怎么会打您的注意呢？她还说您出差了，肯定不会出事儿，让我找找屋里有没有存摺儿，如果找到了，她把上面的钱分我一半儿……”
“嗯……说说这个于姐吧，她多大岁数，有什么特征。”
“她……40多岁，挺胖的，老爱拿着一把芭蕉扇，穿着一双红拖鞋……对了，她的眼有点儿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