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是我的“梦中人”罢了。
紫姨和她的牌友们，不能做到“打遍天下无敌手”，每次抗争的结局，都包含着无奈的妥协。他们这帮“好心人”，也未必就能保证好心不做坏事，违背初衷的客观结果层出不穷……我想，这就是人生永远无法逃避的遗憾——皆大欢喜的大团圆，那是自欺欺人的。
让人物生活在三十年代的中国，一是因为这样我就不会过多顾虑到，对现实的“影射”之嫌;二是因为我不太喜欢现代刑侦手段高度的科技性——指纹、窃听、录像、电脑、DNA……对于我，阿加莎和柯南道尔笔下，主人公们那富于综合素质的敏锐洞察力，永远充满魅力。如果我让自己的人物活在今天，未必就能够使得情商与智商本身的较量，得到最大限度的发挥。也可以说，这是我对自己短弱之处的迴避吧。
也有中国的老师批评我：创作风格受日本推理文学的影响过深，存在着局限性和不和谐感。因此我也曾担心，风格和结构手法的不同，会不会引起祖国读者的反感?书出了，我只能对作者说，创作的过程是艰苦的也是快乐的，是动情的也是认真的。一部讲故事的小说，首先应该好看，其次应该感人。两者兼备，真的很难。但愿《皇粮胡同十九号》能够给读者带来饭后茶余的消遣。我还想再接着写出四到五个发生在“皇粮胡同”的故事，不知是否因“江郎才尽”无法成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