纶太郎以前曾遇过一位女性听故事者，她只想听自己要听的故事结局，那个人就是西村海绘。她选择了紧闭着嘴巴，不对任何人说话的反讽方法(《为了赖子》书中的情节)，来为自己无可改变的故事划下句点。但是，那种作法，就是把自己变成从高处往下看故事连接点的超级说故事者。她那样做的目的，无非是要保住自己的优势。正因为她是宣告故事终结的超级听故事者，所以她要一直保持沉默，不轻易发出令人侧目的言论;她最后展现的唯一休止符，就是一个共犯。而纶太郎就在出乎意料的情况下，硬被推上台，扮演了那个休止符的角色。自从被不能说的故事里渗出来的毒素感染了之后，给太郎从此动也不能动。事情就是那样。
但是在现实里，任何人都无法置身于故事之外。现实的意义就在于此。就算宣告故事已经结束了，但那其实只是一种自以为是的错觉。她注意到这一点了吧?故事的终结，经常要藉着下一个说故事者的出现，才能跨过结束的那条线。不，那不是像文字描述的那样可以轻易“跨过”的，人和人相遇的过程，就像手里的念珠，是永远也说不完的故事。即使让自己变成像茧一样的沉默者，然而当扮演唯一休止符的共犯不由分说地牵动了下一个连接点时，那个在自己心中已经完结了的、不能说的故事，又会变成别的故事里不得不打开的一环。她能了解这样的事情吗?
现在——就像现在这样面对着葛见百合子的父母，叙述与事件相关的种种时，说故事者就是听故事者，听故事者也是说故事者，角色不断地在转换，无法固定下来。在这个时候，在时间的流逝过程中，不管是一句交谈的言语或一个交会的眼神，还是一个说不出口的芥蒂或一声令人着急的嘆息，任何一个偶然的行为都会成为故事里的血与肉，产生了让故事因此能够继续下去的力量。偶发性的一件事情，也会成为无法重新来过的重要关键，成为故事的原动力，让故事像网目一样地无限展开。所谓的侦探，或许就是不管故事进行至哪里，都得把自己置身于一个又一个的故事之中，将没有结局的故事连接起来的连接点。所以说，“侦探”这个字眼，不过是“连接点”的通俗别称。当然，谁也没有理由一定要把自己当成连接点，因为侦探的身份是没有依据的。认知与实践是不同的两件事，也是无法避免的;想要否定那种矛盾，是不可能的事情。然而即使如此，故事还是要继续下去;而侦探这种身份的无依据性，和故事没有终点的特质，拥有相同的意思。那就是现实。
当话题触及已不知去向的清原奈津美的日记时，葛见义隆的眼神出现了些微的变化，好像想到了什么似的。但是，接着说到龙胆直巳被殴打的事件时，他并没有什么反应。因为这些事情都还只是在假设性的阶段，所以除了负责搜查的人员外，消息还没有流出去，葛见义隆当然也是第一次听到这些事情。最后，纶太郎直率地说到了那件事——根据川端署的解剖报告，百合子最近曾经做过堕胎手术。
葛见义隆咬着牙，视线像刺人的尖锥一样直直盯着纶太郎背后的墙壁，一副杀气腾腾的样子。这或许是纶太郎把在银座“梅西”的交谈内容一五一十地说出来的关係吧!葛见义隆好像突然警觉到自己的失态一般，眼光飘向百合子的母亲。百合子的母亲就像一具没有灵魂的躯壳，仍然两眼无神，茫然地看着半空中。不知道她对刚才纶太郎讲的话了解多少?纶太郎觉得她大概是只听到声音，却没有接收到声音的内容。想必她的丈夫也不希望让她了解事实真相吧!或许不应该让她同席的。
“——那是三木的孩子吗?”葛见义隆的视线回到纶太郎的身上，如此问道。他好像是努力压抑住心中的痛苦，才好不容易地挤出这句话。
“可能吧!”
“他知道这件事吗?”
“不知道。我也想过这个问题，但是还没有问过他本人，所以不晓得他知不知道。毕竟这算是比较私人的问题。听说发生命案之后，他已经单方面地提出退婚的要求了，是吗?”
“星期二他打过电话了。”葛见义隆说。他没有马上接着说下去，只见他脖子里的喉结上上下下动了几次，好像正在努力控制自己想说话的情绪。过了一会儿，葛见义隆握紧拳头，抖动肩膀说：“因为过错在我女儿的身上，所以不管他说什么，我们也只有接受的分。事情都变成这样了，我们也没有理由抱怨他。”
葛见义隆深深地吸了一口气，好像在暗示自己一样地，一边慢慢把吸进去的气吐出来，一边鬆开紧握的拳头。纶太郎不再提起三木的事情，换了一个话题问：
“奈津美小姐的亲人有说什么吗?”
“我们曾经为了请求他们的原谅，而到她家拜访过，但是她的父母不肯见我们。”
他又看了妻子一眼，然后眼光突然落在桌面上，并且表情僵硬地摇了摇头。看得出来他们当时不仅遭到了闭门羹，还受到了更冷酷的打击。
“站在他们的立场，我们受到那样的对待是理所当然的事，被他们痛恨也无可奈何。因为两个女孩子的交情很好，我们和清原小姐的父母早就认识了，所以当初以为他们会接受我们的道歉，是我们想得太天真了。儘管我的女儿杀死了清原小姐，但是那时我和我太太都还不是很了解女儿做的事情到底带给他们多大的伤害。直到昨天面对百合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