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历史的局限，东坡先生当时也不可能提出实现这一理想的具体途径。后来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特别是我国新民主主义主义革命的实践，开闢了实现人人拥有自己的人生这一崇高理想的新途径——依法治国。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让法律这个铁笼子，把那些蝇营狗苟的企图滥用权力的『老虎』们关起来，这应该是医治这个社会的千年痼疾的仙丹良药。这种自由民主的政治的构想，一九四五年九月二十七日，毛泽东《答路透社记者甘贝尔问》时，明确地向世人昭示了：
「『自由民主的中国将是这样一个国家，它的各级政府直到中央政府都由普遍、平等、无记名的选举所产生，并向选举它的人民负责，它将实现孙中山的三民主义，林肯的民有、民治、民享的原则与罗斯福的四大自由(言论和表达的自由、信仰上帝的自由、免于匮乏的自由、免于恐惧的自由)。它将保证国家的独立、团结、统一及各民主强国的联合。』
「邓小平同志也反覆强调：要做好干部的选举制和任期制，选举要充分体现选举人的民主权力和选举人的意旨，要坚持党委提名、代表提名和自荐相结合的原则，把群众公认的、有开拓精神的、真心诚意为群众办事的人推荐上来，让他们发表自己的施政纲领，经过上下互动、公正、透明、规范、合法的程序考察，最后让人民遴选。他说『要健全干部的选举、招考、任免、考核、弹劾轮换制度，对各级各类领导干部（包括选举产生、任用和聘用的）职务的任期，以及离休、退休，要按不同的情况，作出适当、明确的规定。』要把那些工作思路清晰、真正为人民干出实绩的干部提拔重用，把那些平庸无能的干部淘汰出局，把那些贪污腐化的干部送上人民法庭。
毛主席宣布的未来的中国实行『自由民主的政治』，国家坚持『民有、民治、民享的原则』，通过『各级政府直到中央政府都由普遍、平等、无记名的选举所产生，并向选举它的人民负责』普选方式，保证公民拥有『四大自由(言论和表达的自由、信仰上帝的自由、免于匮乏的自由、免于恐惧的自由)』，小平同志也反覆强调：『要做好干部的选举制和任期制，选举要充分体现选举人的民主权力和选举人的意旨，』『让人民遴选』，『要健全干部的选举、招考、任免、考核、弹劾轮换制度』。如果遵照毛主席、小平同志开出的这一治世良方行事，就能把顺民意、有能力的人选到各级领导岗位，把那些逆民意、无特操、不向人民负责的人淘汰出局。这样，以往由上面的操权者决定下面老百姓的命运，就会转到现在由下面的百姓决定当权者的去留机制上来；上面的操权者再也不能扮演给百姓施恩的救世主的角色，而只能沦为向百姓讨选票的『乞丐』。这样，『特权老虎』岂不被关进了笼子里，又怎么还能滥施淫威呢？这样，保障人民合法权益的铁屏障岂不高高地竖起来了？
「可是纸上的东西要变成现实，谈何容易，要人们『忘却营营』，特别是要少数『特权老虎』收敛贪婪的爪牙，那无异于与虎谋皮。刚刚解放，大多数的人虽然沐浴着新社会的阳光，可一些人思想上一时还停留在旧社会，私慾仍然恶性膨胀，特别是少数手握重权的人，为了长期独占这种权力，凭藉过去为革命建立的功勋，得到人民的信任，一定会使出『蝇营狗苟』的浑身解数，扭曲选举程序，保证自己能顺利当选。他们口头上虽然时刻呼着群众是真正的英雄的口号，可干的却是把群众当阿斗的勾当，偷梁换柱，绕过『普选』这道关口，等额提名，造成别无分号、只能到黄麻子刀剪店买单的局面，以保证他们长期拥有**独裁的权力。这就是史达林发明的苏联、东欧社会主义国家普遍实行的封建家长式的民主。他们取消了民主党派，把那些敢于坚持真理、指点其瑕疵的人，视为眼中钉，无情地剪灭。他们就抛开宪法，采用阴谋手段，封住别人的嘴巴，製造冤案假案，剥夺别人的人权。这样，近代史上就出现了一个人们不可理解的怪圈：越是人民做了主人、消灭了敌对阶级的国家，阶级斗争反而越激烈，阶级斗争必须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否则资本主义就会復辟。这么一斗就是几十年，斗得天昏地暗，斗得人人几乎都有阶级敌人的嫌疑，斗得阶级敌人由一小撮变成一大片，斗得苏维埃政权彻底解体，滋生出一大批资本主义国家。我们自己也有深刻的教训。解放前，强大的gmd和我们新生的**斗，gmd**独裁，**倡导民主，gmd遭到全国人民和民主人士的强烈反对，我们党得到了全国人民和国内民主人士的热烈拥护，我们的革命取得了全国胜利。以后组成联合政府，国家呈现出一片欣欣向荣的局面。可是，自一九五七年反右开始，政治运动不断，推行个人崇拜，民主党派名存实亡，民主制度遭到严重的破坏，除了能听到甚嚣尘上的万岁之声外，再也听不到别的声音。二十二年的残酷斗争，使中国倒退到崩溃的边缘。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实行改革开放，发扬民主，民主党派积极参政议政，国家出现前所未有的和谐，国民经济飞速发展，人民生活迅速提高，国家跻身世界强国行列。可见，单靠执政者的觉悟、自律，『忘却营营』，只能起到一定的作用，它不是能制止这种恶性循环的杀手锏。因此，最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