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于朝贡、勘合的文书，天津是不需要的！
因为天津市舶司的政策的开明，海关刚刚开启不久，已经吸引了10多艘商船。其中，6艘是广州、福建的商船，2艘葡萄牙商船，2艘日本船，1艘朝鲜船。
葡萄牙人贩运了一些蔗糖、西洋钟、玻璃器具，皆是市场上较为欢迎的奢侈品，大约在天津赚走了30万两白银。不过，很快葡萄牙又支付了45万两，采购中国的丝绸、棉布、纸张、瓷器等等货物。
朝鲜船运来了高丽参、高丽贡纸等等产品。朝鲜的经济文化受到中国影响巨大，许多的中国技术，对朝鲜并不保密。所以，朝鲜在这个时代纺织、造纸等等技术，也处于比较领先的地位。而高丽贡纸，在明朝市场也是品牌比较响的高端纸张。
日本商船，运来了300石的米，以及200多把日本刀。日本的米，价格的明朝的五分之一，哪怕加上运费，也有利可图。不过300石，在港口只能卖个2.5两一石，才值750两银子。
而日本刀造价莫约一两银子，运到明朝能够卖50两的高价。200把日本刀倒是给日本商人赚了近1万两银子。不过，日本商人又迅速的在天津市场中采购了价值10万两的丝绸、棉布等等货物。
这个年代，明朝与任何一国建立贸易往来，基本上都是明朝货向别国倾销。而且，无需明朝商人主动倾销，而是外国商人，拼命的从明朝进口各类商品。
十多艘的商船，前来天津贸易，给天津市舶司带来的税收达到15万两之巨！而且，还深受商人的欢迎……
而明朝其他的税收体制已经彻底败坏了。暴利的产业收不到税，而只能在自耕农身上征收到税收。
比如茶叶生产向来是暴利产业，一亩茶园能够创造十多两银子的效益。
但是整个浙江省的茶叶税，茶园种植面积超过百万亩，却只收到几十两银子的税收，茶叶税在南方已经名存实亡。
你敢多收，文人便会高举“与民争利”的高帽子！
中国古代文人口中所谓的“民”，并不是底层的老百姓。而是地主、缙绅阶级！所谓与“民”争利，就是与有钱有势的大地主们争夺利益。
而官场上的官僚们，大多数都是大地主家族出身。哪怕本身是贫寒的士子，当官之后很快也会成为大地主既得利益集团。
因为本该是纳税主体的既得利益群体，“既当球员又当裁判”将朝廷体制完全控制。所以，明朝中后期以来朝廷税收制度一败涂地。
而张居正这个大地主家庭出身的官僚，进行改革，也只敢拍蚊子，而不敢打老虎，所以张居正的一系列改革政府也是人亡政息。
封建王朝历次的税制改革失败，原因是假设了一个前提——“有良心”地主会为大局着想，自我约束。
但是这个假设的前提，永远不会实现的！
因为大地主利益集团整体短视，只为自己利益着想，从不顾全大局。
君不见张居正才死了多少年，南方东林党猖獗的省份，大地主、大商人们已经以抗税、漏税为荣。
这种人格已经被贪婪扭曲，还不停为自己的违法行为找正义藉口的一批人，不是国家的蛀虫是什么？
肖图白阅览天津市舶司的关税，以及浙江省的茶叶税数据，不屑道：“东林党利益集团，暂且嚣张！有朝一日，老子让你们尝尝工农业剪刀差的滋味！”
第二十一章 渔政、造船、海权
肖图白认为受过教育的太监，比起一般的文人更有才干，私心更少一些。也许，自古以来舆论话语权都掌握了儒家文人手中，而儒家文人最擅长鞭尸、泼脏水。经过文人不断的妖魔化，使得整个太监阶层被诬衊的不成样子。
但是实际上，太监大多数的穷人出身，最多个人贪污一点金钱，但是从未大刀阔斧的破坏朝廷的税收政策。
只有本身就是大地主出身文人官僚，才会积极的破坏国家的税收政策。
而国家的税收政策，是维持运转国家正常运转的根基。地主文人为一己私利，而破坏国家根基，今天你破坏一点，明天我破坏一点，百多年之后，国家的根基基本已经被折蛀虫们啃噬的不成样子。
当然了，对于地主儒家文人利益集团的厌恶，这并不代表肖图白对阉党讚赏。事实上，这是肖图白被东林党这些大官僚大地主利益集团，彻底噁心坏了之后。才开始觉得，太监比那些文人要稍微好一些。
天津市舶司的市舶太监陈观鱼，便是肖图白委派上去的。
为了高薪养廉，天津市舶太监能够获得市舶司收取的关税中的1%作为个人的业务奖金。这段时间以来，陈观鱼倒是格外战战兢兢的做好这份工作。
短短的一个多月时间，市舶司收取15万两的税收，帐目清晰可查。因为天津市舶司的关税，直接是肖图白盯着。所以，一个月便创收15万两。
而不像广州市舶司，远远比天津市舶司繁荣。但是，天高皇帝远，一年才收到20万两关税。
肖图白再次见到陈观鱼时，勉励说道：“你在天津市舶司做出来的成绩，本官看在眼里。希望你今后，保持这种工作态度，将市舶司经营好。争取立下更多功劳，本官到时必要不吝啬于封赏！”
“谢大人恩典，杂家对于大人的提拔之恩，一直铭记于心！”陈观鱼原本不过是宫中一个不入流的杂役太监，坎坎坷坷到了三十岁，依然混不出名堂，一颗奋斗的心也就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