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武侠文学和科幻文学的结合方面，一些科幻作者也进行了尝试。倪匡的卫斯理故事就有武侠风格。卫斯理的岳父白老大有帮派背景，只是在香港的法制社会中逐渐被“漂白”了。许多故事里，卫斯理和白素都扮演着“侠”的角色。黄易的凌渡宇系列也有明显的武侠风格。凌渡宇本身有类似特异功能的超级武力。他所参加的国际抗暴联盟，更是一群非政府的“跨国大侠”组织，支持过南非黑人等抗暴战斗。其巨着《寻秦记》、《大剑师传奇》也都是科幻因素与武侠因素融合起来的作品。台湾张系国的系列长篇科幻小说《铜像城》也融合了武侠的手法。
在大陆，郑军的《灾难群岛》和《银河侠女传》系列也尝试了科幻与武侠的结合。查羽龙创作过科幻版的《七种武器》。他在《光明之箭》和《幽灵在线》等小说中，更是把侠的理念提取出来，运用在非暴力的情节里，塑造了没有肢体格斗的侠义情节。
在西方科幻界，武侠骑士传奇与科幻艺术最佳的结合范例莫过于《星球大战》系列电影。有意思的是，这部影片中的武侠因素大量借鑑日本武士文学作品《宫本武藏》的题材和思想。
谈到科幻文学与武侠文学的关係，一个有趣的现象不得不提及，那就是，中国科幻圈的人士经常怦击武侠文学。不是怦击某一个武侠作家和某一部武侠作品，而是怦击这一个文学类型。这个现象在武侠文学不发达的西方并不存在，可以说是特殊国情吧。
西方有多少科幻，中国有多少武侠。这是他们经常使用的判断。这个判断不是中性的，而是建立在武侠弱于科幻的前提下，认为武侠在中国的兴旺，正好反映了某些负面的民族性格。这种观点从未有人深入表述过，都停留在感慨的层次上。
其实，这种对武侠的奇怪怦击，完全是出于市场的原因：科幻文学和武侠文学在中国往往争夺着同样的读者：青少年学生。所以，武侠兴而科幻弱，便令科幻界一些人士颇不高兴。
从文学价值上讲，两个不同的文学类型，是不能够比高低的。武侠是武侠，科幻是科幻，它们之间并没有什么可比性。从实际的创作水平上讲，中国武侠文学之所以读者广泛，兴旺发达，主要是中国武侠作者经几代人的努力，将它发展到极高的艺术水准的原因。读者不是傻瓜，不是被动受操作的消费机器。如果武侠小说不是写得很好，武侠电影不是越作越棒。单纯凭什么国民素质、文化特点，它是不可能受到持久关注的。
从文化对外输出上来说，到目前为止，中国武侠是惟一一个在商业上有输出价值的艺术类型。笔者接触过几位国外留学生，他们认为，国外评论界关注一些中国的主流文学作家，往往不是因为他们的作品，不是从艺术价值来考虑。相比之下，武侠在市场上早已征服世界读者和观众。早在武侠电影兴旺之前，一些武侠小说便已经在东南亚、日、韩等国流传。武侠电影又把这个势头大大推进一步。以《卧龙藏龙》为例，这部电影获得奥斯卡最佳外语片奖，这是科幻片也没有得到过的荣誉。
笔者以为，科幻是科幻，武侠是武侠。武侠爱众的广泛，与科幻受众的不足之间没有直接关係。科幻如果想像武侠那样，在中国赢得广泛的受众，那么与其不停地抱怨，不如静下心来，培养出一些杰作和大师为好。
第二节、科幻文学与侦探（推理）小说
在上世纪末和本世纪初的一段时间里，萌芽状态的科幻文学和萌芽状态的侦探推理文学常常拥有一批共同的作者。比如被称为推理小说创始人的爱伦坡，就是与凡尔纳同时代的科幻小说创始人。以福尔摩斯形象永存于文学史册的柯南道尔也创作有《失落的世界》等科幻经典。只是到了后来，两者才分道扬镖，沿着各自的轨迹发展下去。这似乎也是文学类型专业化的结果吧。
其实，即使是《福尔摩斯探案集》，与科幻文学也有异曲同工之处。按照作者的自述，“福尔摩斯”这个人物形象源自他大学时期遇到的一位化学教师。那位老先生经常对一些事情作出精妙的科学推论。《福尔摩斯探案集》里虽然也有一些打斗、惊险情节，但它最吸引读者的，仍是环环相扣的逻辑推理，体现着科学的客观精神与探究精神。很多时候，福尔摩斯去破案，与其说是志在剷除邪恶，不如说是喜欢智力上的挑战。这种智力挑战，正是后来许多科幻小说的风格。
事实上，侦探（推理）文学也是近代科学发展的结果，与中国古代的公案小说并无相同之处。在《科学与现代中国文学》一书中，作者刘为民特意安排一章，介绍解放前中国推理小说，探讨它与科学传播的关係。侦探（推理）小说的核心就是严密的逻辑推理。这种逻辑推理将传统小说创作中的“悬疑”技巧发挥到了极点。
科幻文学与侦探推理小说的共同点，在于相当多的科幻小说也常常有一个推理式的核心。阿西莫夫是这方面的行家，甚至他的一篇科幻小说的名字就叫《推理》。从叙事学角度讲，两者的主要事件都由科学知识来推动。这使得两种作品在创作上有许多共同之处。
第三节：科幻文学与环境文学
环境文学曾经被称为公害文学、生态文学、绿色文学。这也是一种类型文学萌芽时，多种名称互相竞争的现象。如今，中国文学界多用“环境文学”来称呼它。环境文学是现代社会发展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