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洲战胜国的战后政策又使美国大失所望，这也加强了美国人的这种决心。战争期间，这些国家为了瓜分战利品，既不征得美国同意，也确实没有正式通知美国，便互相订立秘密条约，战后又不废弃这些所订的条款；它们不肯裁军，最后，但并非最不重要的，是它们不肯偿还所欠美国财政部的债务（儘管它们确实偿还了所欠美国私人金融家的债款）。
战事结束后不久，美国就外交事务方面的最近历史４及其未来的政策展开了这一辩论，而且接着又在美国国内的政治舞台上引起了激烈衝突。一个到头来证明确实是对美国生死攸关的国际问题，却被转化到国内事务的角度上去了，这就表明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经历并没有怎样动摇美国人民不优外患的传统安全感；也没有怎样约束他们由此而产生的一种传统倾向性，即他们处理外交事务——如果还是外交的话——只是作为国内方面的一种过时而复杂的政治游戏的得分多少而已。当时民主党的威尔逊总统与国会多数派的共和党人之间的个人争吵，是参议院拒绝批准包括国联盟约在内的凡尔赛和约的直接原因。在这场争吵的背后，是总统与参议院之间的长期对抗，其根源在于美国宪法缺乏对分别授予两者的权力进行协调的规定。在 １９３９年，此种生命力较之个人生命更长并且不受个人特性支配的“制约与平衡”的宪法结构，是在当时日本与中国之间已在进行不宣之战以及在纳粹德国与英法之间即将爆发战争的情况下，参议院就旨在扞卫美国利益的立法问题与罗斯福总①
统打交道时所主要考虑的依据之一。１９３９年，国会决心通过在华盛顿的立法机构儘可能确保美国不再捲入战争，虽然在这个首要的、压倒一切的目标下，①见《国际事务概览，1938年》（SurveyofInternationalAffairirs，1938），伦敦，牛津大学出版社为皇家国际事务学会出版，1941年版，i。575580（此后引用时简称《概览，××年》）。
①见《概览，1938年》，i.642—650。
他们与总统取得一致意见，不希望采取可能使力量对比有利于侵略者而不利于受害者的副作用的行动。但在参议员的心目中，又深怕因急于要制订某种法令——即使是为了要达到这些目标而制订——而增强总统的特权，从而扩大他随心所欲地自由行动的范围，②以致背离这些目标，造成混乱。
外交事务衝击国内政治的另一点是一些“归化的”美国人集团所具有的感情上的关涉。他们抚今追昔，在逍遥自在的距离以外，对他们的原籍国家以及故土乡亲的命运都不胜繫念。其中有的集团握有大量选票，这对精于计算的美国政党却是关係重大的。他们支持一些欧洲国家的事业，但并不会积极支持到赞成由美国代它们去积极干预，因为那在政治上并不现实，而且作为半美国化 ５ 的美籍人士来说，在许多情况下这确是同他们的倾向相违背的。但他们确曾有力地促进了故国的事业，并为此而反对任何主张站在他们故国的欧洲敌人方面进行干预，因而在警惕地扞卫美国不干涉欧洲事务的传统政策方面起到了颇有成效的守望犬的作用。诚然，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站在最前线的爱尔兰裔美国人和德裔美国人的院外活动集团，这时已失去了他们原先拥有的影响。爱尔兰裔美国人之所以失势，是因为出现了爱尔兰共和国，美国公众普遍认为它实质上体现了爱尔兰民族的合法愿望；德裔美国①
人之所以失势，部分原因是由于时间又过去了四分之一世纪，他们的同化进程又前进了一大步，部分原因则是他们中间最近出现了一个人数不多但吵吵嚷嚷的代表纳粹思想的少数派。这些人由于大事宣传而自趋失败。另一方面，过去主要是由爱尔兰裔美国人担当的那种往英国狮子脸上抹黑的角色，这时已开始由一部分犹太裔美国人接了过去，这一类角色在美国政界中是不大会有空缺的。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前危机不断增长的十年中，美国国内事务还因第三种情况而中断了它的外交政策：１９２９ 年秋的“华尔街大跌价”②使美国人民陷于国内经济危机，千百万美国公民陷入了严重的困难和愁苦之中，无暇他顾。在不景气尚未开始消除之前，罗斯福政府为战胜不景气而以“新政”③名义所采取的措施便成了国内激烈政治论争的主题——所采取的措施与若干西欧国家在过去四分之一世纪内所经历的相比拟，也无异于是一场小型的社会革命。正值国际事务战场上发生有关国家命运的严重事件时，美国人民却全神贯注于有争议的国内问题上。但这似乎也不足为怪，因为回想到１９３６—１９３９年这几个严峻的年头，那时法国人民在地理上和政治上所面临的处境都更为危险，可是他们也同样全神贯注于那场赞成或反对人民阵线的国内施政纲领的斗争。①１９３９年３月，美国国内政治对国际领域产生的另一点影响，是人们预期罗斯福政府将于１９４０年任期届满，下届政府——不论是微弱多数的民主党还是共和党政府——会把它的对外政策引往一个新的航向。②如果我们看不到美国人作过的其他考虑所产生的影响，那末，如前所述，美国人在两次大战之间的年代里对外交事务所抱的态度似乎是自私的、肤浅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