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孙逸仙在其最后的生涯中却确实受到俄国共产党的影响，他在俄国共产党使者鲍罗廷①的怂恿下，于１９２４年在广州发表了一系列演讲，后来出版一本名为《三民主义》（“人民的三原则”）的书。该书的两个明显特②
点之一是有着敌视西方列强的调子，因为那时“不平等条约”仍然束缚着中③
国，另一特点是想在共产主义和孙逸仙自己的社会改革方案之间谋求一致。《三民主义》虽则是仓卒成书，其缺点表现在未予澄清的含糊和前后不一致之处，但它在国民党的意识形态权威着作中所获得并保留的地位，正如《法理概要》在查士丁尼的《罗马法１１１典》中所获得的地位一样。它成了党的课本、信条和口号三位一体的一部教义大全。正由于此书有着难以洗涤的共产主义色彩，中国共产党人方面便抓住《三民主义》不放。１９２７年国共分裂④以后，他们便自称是孙逸仙的这一主要着作的唯一正统的阐扬者和实践者，并谴责国民党背离了《三民主义》所确立的原则。
正如中国共产党的一位政治局委员——王稼祥——于１９３９年１０月所阐明的，根据中国共产党的理论，《三民主义》为当前这一时期的民族解放和民主提供了眼前的最低纲领；但一待时机成熟，接着实施的便将是最高纲领，以扩大到推翻资本主义，建立社会主义，并通过阶级差别的消灭而彻底解放。中国共产党人响亮地宣告，他们的思想和最终目的完全是共产主义的，中国革命是世界革命的组成部分，儘管中国的革命尚未充分发展；而且他们说到做到，在他们的军队里和他们统治的平民中间有力地宣传共产主义学说。与①见《概览，1926年》，第283—284页。
②见《概览，1925年》，ii.315—316。
③见《概览，1928年》，第413—419页。
④见《概览，1927年》，第334页以下。关于保证忠于孙逸仙三原则的1937年9月22日的中国共产党宣言，见《概览，1937年》，i.159—160。
此同时，在这个国家里，其固有文化遗产的影响如此深远，如此悠久，即便如今已濒于毁灭，但其精神力量仍未可忽视，因而中国共产党人不甘心听任国民党独此一家地标榜：它在保存国粹的最优秀部分，併兼采近代异邦的最新变革。中国共产党发言人在一篇批判蒋介石在《中国之命运》一书中所宣扬的国民党学说的文章中，认为有必要反击一种反共论调，即说中国共产党人是受了外国学说的蛊惑，他们“瞧不起自己同胞，屈从外国人”。发言人在高举党的正统共产主义旗帜之后，描述了这样一条路线：“科学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要求每一个国家的共产党人按照自己的国情提出政纲，并决定政策，然后依靠自己的人民求得解放”。发言人甚至坚称中国共产党人是中国固有革命传统的继承者，通过孙逸仙而上溯至太平天国。“反动派要取消进步传统而保存其落后部分，我们则恰恰相反。”
１１２ 我们把注意力从他们的理论转向实践，便会看到这两个对立的意识形态阵营和它们所争论的各点呈现出另一幅景象。从他们实践的角度来看，中国共产党人具有比他们自称的更多的中国色彩，而国民党信仰孔子的迹象却并不怎样突出。
在这一时期，中国共产党人在实践方面致全力于两个当前目标，即对农民实行耕者有其田，以及使农民摆脱当地农村债主的束缚。中国共产党人的①
这两种行动看来是真诚的，也是行之有效的。这显然是他们能在自己建立其统治的乡村地区获得当地农民大力支持的原因，也是人所共知的国民党对他们恐惧和怀恨的原因。至于国民党，自其创立者孙逸仙于１９２５年逝世后，接着到１９２８年间在国民党旗帜下从政治上重新统一了大半个中国，②以惊人的速度取得了世俗的成功，其代价则是国民党成了既得利益集团的俘虏。这些既得利益集团包括：乡村地主、城市商人以及为数虽不多而已颇有势力的中国房地产商人、银行家和工业家——这些人在半西方化的通商城市已学会了西方的买卖花招。这些善于算计的在最后时刻改变信仰的人就这样巧妙地掩③
盖了——却未能一举扑灭——孙逸仙本人所强烈嚮往的自由的理想火花。孙的理想依然活跃在忠诚的少数派中间，他们从来也没有停止把他们的抱负作为国民党的正统思想，那些如今已占优势的保守主义分子则认为只要在口头上玩些花招便能挫败他们。国民党自由思想余烬的堡垒就是那位先知自己的家庭——这时是以宋氏一家为中心，先知本人和继承其领袖职位的蒋介石都娶了宋家闺秀。孙逸仙的儿子孙科和孙逸仙的遗孀，当时由于对他们的那仿①
英雄的正式继任人的作为一再感到失望而终于被迫倾向莫斯科，但孙逸仙夫人的妹妹蒋介石夫人，则为了避免同国民党的主体破裂，便运用她的全部影响促使国民党儘可能沿着自由主义的航道行驶。然而，宋家的自由主义之不象格莱斯顿②的自由主义，正如中国共产党的共产１３主义之不象列宁和史达林的共产主义，或许还更为不象。这种变了质的现代西方思想，在道德规范方面肯定不能有效地取代传统的中国儒家的教导。国民党的尊孔，与其说是①当然，俄国也是这样，俄国共产主义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