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此后剩余的和平时间里，对于法国再一次要堵住德军第一次衝击的想法，就象一剂毒药在法国人心中翻１８８腾。在义大利危机中，英国人看来也不了解，如果制裁引起了战争，那末在英国人可以从容不迫地征调其军队的同时，法国却非动员其全部壮了不可了。无需德国人从旁说明，法国人自己也会想到，英国是要等到法国剩下最后一个人时才作战。这种想法不幸而又轻易地掩盖了法国自己的衰败，所以当奥地利被吞併①和苏台德区德国人根据萨瓦和尼斯的类似情况提出要求时，法国便以尽瘁于道义为藉口而采取无所行动的惯例了。在１９３８年９月的阴暗日子里，伦敦人正在公园里挖防空壕，巴黎人则在应征入伍时甚至连军用靴都不够分配。弗朗丹在１９３６年德国兵团开进莱茵兰时还主张采取行动，这时他却在街头海报上宣称战争是罪恶的愚②
蠢行为了。二十年的外交，二十年的政治，二十年的一群又一群年龄相仿的③
青年服兵役，却并未得到在战场上牺牲了一百三十二万法国人生命应换取的果实。从慕尼黑回来心惊胆颤的达拉第驶经拉斐特大街时，居然受到群众的夹道欢呼，这件事并不真正令人惊奇。令人惊奇的倒是当法国获悉德军已占①
领布拉格的消息后几乎无动于衷，大部分法国人还要慢慢地、不慌不忙地面对他们的当前问题呢。
④见《概览，1936年》，第3编（i）。
⑤同上书，第252—256页。
①见《概览，1938年》，第1卷，第2编（ii）。
②见《概览，1936年》，第283页，第287—288页，第294—295页，第297页，第299页。③见《概览，1938年》，ii.436。
①见《概览，1938年》，第451页。
第五节义大利②凯萨琳?达夫 （一）１９３９年义大利还没有为战争做好准备
１９２７年５月２６日墨索里尼在众议院的演说③中说道：在１９３５年至１９４０年之间，我们将处于我将称之为欧洲历史上的关键时刻——那时我们所处的地位将使人们听到我们的声音，并看到我们的权利将终于被承认。”他所预言的关键时刻业已来临，但是那时在欧洲最值得１８９大家注意的声音却并非来自义大利。墨索里尼在１９２７年可能确曾希望在未来的十年中德国会復兴，法国将衰落，足以使他能同那些得到“满足”的国家做成一笔扎实的交易，并确保义大利在欧洲四强的均势中至少能同法国并驾齐驱。但是当时他认为希特勒只是一个卑微的和不可靠的模仿者，甚至连接受一张他的亲笔签名赠送的照片也不配；从他目睹他的这位独裁伙伴发迹以来，他就一直有着这样①
复杂的心情。
墨索里尼为义大利所要配备的充分军备、工业能量、原料、粮食、财政储备，或是为奋勇投入这场全球范围的并由纳粹规定其步调的强权政治角逐而须具备的政治和社会团结这些方面，他都没有取得成功。帝国的扩张，甚至是扞卫法西斯思想，在整个义大利都不是产生英雄事业和坚忍不拔精神的原因。许多因建立义大利帝国并取得反制裁胜利而深感自豪的义大利人，这时对追求经济独立政策②以及在西班牙两年半不宣而战的极度紧张也正在感觉到，并且不安地意识到义大利是与德国人拴在一起走向战争，而远在纳粹革命尚未发生以前，义大利人对德国人就不曾有过好感。
另一方面，施加经济制裁对义大利人民的影响，怎样估计也很难说是过高的。墨索里尼利用巧妙的宣传成功地说服了大批义大利人，使他们相信衣索比亚为义大利提供经济开发的可能性是巨大的。义大利的政治上的犬儒主义不仅始自法西斯政权时期，在文艺復兴时代就已经流行了，这就使义大利人看不到真相，即义大利对衣索比亚的侵略已成了一项激起海外真正义愤的罪行，也使他们看不到国际联盟体现的那种集体安全观念，对许多非义大利人说来是十分可贵的，这一方面是由于它本身的缘故，另一方面也是因为国联被认为是防止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唯一堡垒。义大利人轻易地作出结论，认为制裁只不过是强权政治角逐中的一个步骤，从而不自觉地牺牲了自己；这种犬儒主义式的天真设想，就使义大利团结起来支持墨索里尼，其团结的程度是义大利以外的人无法认识的，正如义大利国内的人也从来认识不到在外国人眼中的义大利侵略是多么丑恶一样。为此，义大利人对英国怀有强烈的怨恨，儘管肯定是没有根据的。这股怨气延长到缔结了１９３７和１９３８年英意协定以后很久还未消除，甚至在１９４３年以后的一般对英国友好的义大利人中间仍然还流露出来。与此同时，未能施加断然的制裁措施大概也加强了墨索里尼的信念，认为西方国家是软弱可欺和意见分歧的。对普通的义大利人说来，心理上的影响较之经济上的重要得多，这种持久的憎恨有１９０助于使接受轴心国的政策成为可能，而此项政策与义大利人的感情是多么格格不入，连墨索里尼自己也是经过了长时期的踌躇才采取这一政策的。
③《概览，1927年》，第120—121页。
①见马里奥?多诺斯蒂（笔名）：《墨索里尼和欧洲》（MarioDonosti，pseud·Mussoliniel’Euro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