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用了，我还是走路。让那几个残障士兵坐到豪华轿车上去。”
“这是全球转播的全息节目。一环紧扣一环，比世界橄榄球联赛中场时间的节目安排还要紧凑。全息镜头——”
“全息镜头应该对准英雄们。比起我来，那些残障士兵才是真正的英雄。”
特维的手指不断敲打着晶片读取器，“将军，即使我们可以这么做，你的身体状况也不允许。你刚刚从飞船上下来。你手下的士兵恢復了好几天时间.才勉强可以走上两百码。阅兵路线却比这个要长很多。坐在车上有什么大不了的呢?”
我交叉着手臂。“我的士兵走路，我也走路。我是这个单位的指挥官。”
她从腰带上取下音频电话晶片。“我要给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打电话，他是你的上级指挥官。”
当她低声报出电话拨号的时候，我咽了口唾沫。糟了，糟了。虽然我肩章上佩着星星，但我的内心深处还是一名专业四等兵。两脚着地刚刚二十分钟。我就和当权者发生了衝突，就像以前在新兵训练营一样。
在阅兵队伍的最前方，有一名戴着萤光橙色手套的全息导演之类的人。他看了看腕上电脑，对着音频电话晶片说了几句话，然后用橙色的手指指着乐队。乐队演奏起《星条旗永不落》，开步向前走去。
特维转过头看看他们。走在乐队最后的鼓手和空空如也的豪华轿车之间的距离越来越远。
“特维女士，看来你安排的紧凑环节要泡汤了。”
很明显。鲁思·特维绝对有胆量给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打电话，但是她也有足够的政治经验明白救场如救火。
她摇摇头，从牙缝里长长地挤出一口气，然后，放下拿着电话的手，对着推轮椅的卫生员比划了一个到轿车上去的手势，“万德，你在当专业四等兵的时候也是这么刺头吗?”
我咧嘴一笑，“比这还糟。”
走了一百码路以后。我不再自鸣得意了。我的大腿火辣辣地打着哆嗦，脸上的笑容也僵住了。特维也许是个讨厌的女人，不过在这一点上她倒是正确的。
我的痛苦还远远不止抽搐的大腿。整个城市像得了癌症一样死气沉沉。虫子的空袭没有击中华盛顿和其他一些城市，耸立在我们四周的还是那些熟悉的建筑。街道两旁挤满了人，但是天空是那么灰，空气是那么寒冷，大家的脸色都很苍白——为战争付出的人力物力已经把人类榨干了。
但是，在我们向前行进的时候，我仍然听到人群里爆发出欢呼声，同时从我们的前面和后面传来。
人群在游行队伍最前端的乐队经过的时候就开始兴奋起来。
然后，载着残障士兵的豪华轿车出现了。欢呼声顿时消失了，好像有一块窗帘隔住了人群似的。
我认为，围观的群众感到如此震惊，一半是因为看到了受伤的士兵，另一半是因为他们发现只有这么少的人倖存下来。就连一个高中仪仗乐队都和我们木卫三远征军的残余部队人数差不多。有些人甚至等我们都走过去了，还没有反应过来。
我的目光和马路边上的一位老人对上了。他像个稻草人一样站着，戴着一顶海外战争老兵协会的帽子，深褐色的迷彩图案是军方在第二次阿富汗衝突期间使用的。
他把手环在嘴边喊道：“为什么是你们?为什么是我?”
我眨眨眼，哑口无言。他用一生的时间来思考这个问题，却仍然找不到答案。
等到我拖着脚步走到白宫大椭圆广场的枯黄草皮上时，我的笑脸已经绷得像个死沉死沉的面具了，不停挥舞的胳膊麻木得好似古代战舰上奴隶手里拿着的桨。观礼台上铺着用联合国蓝以及红、白、蓝三色点缀的帷布。作为观礼台背景的是华盛顿纪念碑的白色大理石柱。纪念碑周围，一百个国家的国旗在旗杆顶端迎风飘扬。
我的眼泪涌了上来。不是出于军人的自豪感，而是因为我发现我一会儿还得攀上观礼台侧的一段台阶去见联合国秘书长以及美国总统。
当最后一拨队伍也站好了位置以后，全体士兵一动不动地立在华盛顿纪念碑前枯萎的草地上，双腿微微颤抖。
乐队开始演奏起自第一次世界大战以来谱写的每一首进行曲，不过听起来好像是经过演绎的版本。
这是每个军人嚮往的光荣时刻，而我却只想一屁股坐在地上——可见当兵的究竟有多喜欢参加阅兵式了。
终于，一切重归寂静。只有各国国旗的卷扬绳打在旗杆上，发出此起彼伏的“哐当”声。
之前一直坐在那里看我们行军的路易斯总统站了起来，带着满头庄重的银髮，向前走到讲坛上。
“欢迎你们回家!为了你们的杰出功勋，全世界人民向你们致敬!”
我们身后的群众发出一阵欢呼，在风中远远地传开。据我的腕上电脑显示。路易斯讲了足足十分钟。然后他说：“万德将军!”
等我跌跌撞撞地爬上台阶来到讲坛前面的时候，联合国秘书长已经和总统站在了一起。秘书长看起来像一条穿着伦敦萨维尔街高檔西服的红木棍子。
我不记得我们到底在那里站了多久，说了些什么，只记得自己又痛又累。事后我再也没有翻出全息录影晶片，去听一遍这些讲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