孜孜向学的张居正经常与高拱讲析义理，商榷治道。每次长谈结束，高拱都会萌发一种“听君一席话，胜读十年书”的豁然领悟，因此越发看重张居正，对他礼敬有加。
张居正也感嘆，自打与高拱结为好友，他的眼界大大开阔了，见识也增长了。在国子监共事的日子里，二人留下不少令后人津津乐道的佳话。
在一个秋高气爽的日子，高拱约张居正到香山出游。放眼望去，枫叶红遍山坡，高拱指着远山近林对张居正说：“如此大好江山，却国势衰颓、江河日下，实在令人嘆息啊！”
张居正默不作声，凝重地点了点头。
高拱见张居正沉默无言，转身对着张居正说：“老夫观察小弟已久，你和老夫一样，有报国的大志，现如今政治昏暗，百姓疾苦，不知你有何救国之良策？”
张居正知道身边这位“老大哥”看出了大明朝华丽袍服下的破败，看到了自己渴求力挽狂澜的远大志向。
秋日午后的阳光并不刺眼，但足够温暖，看着阳光穿过树叶在地上形成的光斑随着树叶的轻摇而慵懒地变幻形状，张居正仿佛透过历史隧道，纵观泱泱中华几千年。历朝历代无数拥有过这样抱负的仁人志士，其中又有几人能实现理想，青史留名？
张居正捻须沉吟，忆起昔日诸葛孔明之言，然后抬起头，身对群山，目光如炬，一字一顿坚定地告诉高拱：“如果我有一天能秉执朝政，肩挑国事，定当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高拱不由击掌叫好：“好一句‘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诸葛武侯当年虽是‘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但终究也致死践诺，虽功业未成，也不负此生，定当无憾了。”
张居正听后不以为然，缓缓摇头，语气坚定地说：“鞠躬尽瘁，但为国事；死而后已，功业自成。”
一番慷慨激昂之辞，令高拱为张居正睥睨天下的豪气所震撼，不由抚掌击节嘆道：“不愧名为居正，你这气吞山河、睥睨古今之志气，除了我高拱，还有谁能比得了？”
这话说得滴水不漏，既是讚扬张居正，更是夸耀自己，两人击掌为誓，以宰相的事业互相勉励。相约若他日登阁入相，定当戮力同心，振兴大明王朝。
此后两人关係越发亲密，甚至用相互用“干鱼头”、“偷驴贼”这种不登大雅之堂的外号来取笑对方，认为是朋友之间的生活情趣。二人相互戏谑，相知默契，他们的“香火盟”、“生死交”令张居正永生难忘。
张高二人都以“国器”自命，立志做房玄龄、杜如晦、司马光式的贤臣良相，甚至想要超越这些人，他们都坚信自己能力挽狂澜于既倒、扶大厦之将倾，谈到相投默契的地方不禁拍手称奇，“相得甚欢，如出一口”。
高拱精明强干，直拙傲慢，不易相处，可他和张居正在诸多问题上的见解甚为相投，共事友好。
徐阶老谋深算，平厚阴柔，是给张居正传道授业的恩师，又是一路提携举荐张居正的恩人，两人相处也很融洽。
在这两强之间也能左右逢源，可见张居正为人处事之能耐。
与知己谈学论道的閒雅终要过去，国子监註定只是张居正仕途大道上的一处小小驿站，很快，一项更具挑战性的任务降临在他肩上。
这次，他被徐阶委派参与校订《永乐大典》。这份工作不可小瞧，它不是单纯的校对，其中包含目录学、文献学、史学等多种知识，学问极大。
《永乐大典》成书于永乐五年（公元1407年）十一月，全书共22937卷，三亿七千多万字，不仅远远超过了前代编纂的所有类书，也比后来清室所修的《四库全书》更为全面，是人类历史上空前绝后的一部书。
因为卷秩浩繁，这部奇书始终未能刊行，只有一个手抄的正本。嘉靖年间，抄了一个副本，张居正参加的就是这次修编。
处处留心皆学问，重新校订这部巨作进一步帮助张居正开阔了视野，增长了见识，对他今后的政治生涯有着极为积极的作用。
有了修订《永乐大典》的经验后，身任《兴都志》编撰总裁的徐阶又力荐张居正做副总裁，实际主持《兴都志》编写的全盘工作。
《兴都志》绝非一般地方志，嘉靖皇帝不是正统皇子，而是外藩入嗣继承大统的，他出生在他父亲兴献王的封藩之地——湖广安陆。继位后，为了彰显皇位的合法性，他立即把安陆更名为承天，尊称“兴都”。
所以《兴都志》又称为《承天大志》，在嘉靖一朝有着特殊的意义，既是国史，亦是帝王家史，是嘉靖皇帝为自己的“正统”地位製造的舆论宣传。编纂这部书是老皇帝晚年的心头大事，每一篇稿件他都要御览审订，承修此志自是非皇帝心腹不可。
有幸参加这个项目的大臣当然不会放过拍马屁的机会，也好为自己未来的仕途添砖加瓦。
张居正亦不能免俗，一改笃实学风，极尽歌功颂德之能事，把嘉靖父子吹捧上天：庸碌的兴献王摇身变成雄才大略的周文王，“我献皇帝，天纵圣哲……迈于周文”，嘉靖皇帝乃“今之尧舜”，雷语迭出，令人瞠目结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