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阶被论致仕，李春芳大有兔死狐悲之感，不禁对天长嘆：“以徐公之贤，都被流言蜚语所伤，我这样一个庸碌之人，怎么可能在这位子上长久待下去呢？还是早点离开吧。”
面对兄长兼上级这样的感慨，张居正顺水推舟，当场抢白：“不错，这样做可以保全你的名声。”
李春芳颇觉羞涩，归隐之心更为强烈。
张居正自此站到了政治舞台的中央。
他目睹隆庆两年来的朝政还是延续了嘉靖时的老样子，没有太大的变革和改观，于是交了一篇着名的工作报告《陈六事疏》，提出必须狠抓不放的六个关键环节，排除其中任何一项，其余五项必然会支离破碎。那么，令他魂牵梦萦的这六件事到底是什么呢？
头等大事叫“省议论”。部院等衙门“一切章奏，务从简切；是非可否，明白陈直。毋得彼此推诿，徒託空言”。他提出考察人和事的原则：“事无全利，亦无全害。人有所长，亦有所短。要在权利害之多寡，酌长短之所宜。”“欲为一事，须审之于初，务求停当。及计虑已审，即断而行之。”张居正执政以后之所以能广用人才，推行变法，大都得益于不求全人、不求全功的思想。
第二事是“振纪纲”。国有国法，家有家规，国家的法度一天也不能废弃。
第三事是“重诏令”。他主张，下达给各部院的大小事务，数日之内必须题覆；如遇特殊情况，需要由巡抚巡按议处的，可按照事情缓急，路途远近，严令限期奏报。吏部据此考察官吏勤惰。
第四事是“核名实”。他认为“世不患无才而患无用之之道”。而张居正的“用之之道”，就是要“严考课之法，审名实之归”，具体来说，“毋徒眩于声名，毋尽拘于资格，毋摇之以毁誉，毋杂之以爱憎，毋以一事概其平生，毋以一眚掩其大节”，简而言之，即为不拘一格用人才。张居正后来推行考成法的基本内容，就是“重诏令”和“核名实”。
第五事是“固邦本”。“伏望皇上轸念民穷，加惠邦本，于凡不急工程，无益征办，一切停免，敦尚俭素，以为天下先。仍乞敕下吏部慎选良吏，牧养小民。”要爱民如子、勤俭节约、与民生息，巩固国家的根本。
他把守、令分为三等：不贪赃枉法，爱护百姓的给个好评；会伺候长官，处理公文，但无政绩的给个中评，这是“核名实”思想的具体体现；贪污腐败，欺压百姓的就给差评，这样官员，应该流放边疆。
第六事是“饬武备”。当时的张居正提出：“伏乞敕下戎政大臣，申严军政，设法训练。每岁或间岁季冬农隙之时，恭请圣驾亲临校阅：有技艺精熟者，分别赏赉。老弱不堪者，即行汰易。”只要“修举实证，不求近功，不忘有事”，那么，“不出五年，虏可图矣”。
张居正好比一位良医，为大明帝国这位重病号把脉问诊，所论涉及君主修养、选贤任能、加强管理、匡正风气等各个方面，并由此对症下药，开出的药方切中要害，皆朝政之急务。史学家谈迁高度评价张居正的《陈六事疏》：“江陵相业，见于六事。按其言征文，靡不犁然举也。他相多敷陈塞白，身自负之矣。”
隆庆皇帝虽然无心时政，却对最后一议“饬武备”中提及的阅兵计划别有兴趣，阅后颇为欣赏，批覆道：“览卿奏，皆深切时务，具见谋国忠悯，所司详议以闻。”认为张的建言很好，切中要害，要求官员一起讨论学习。
有了皇帝的导向，《陈六事疏》在外廷的探讨也日益热烈起来。
打头阵的是御史魏时亮和王嘉宾，两人按张阁老所议，奏请朝廷从精简机构入手，召还、清理屯盐都御史，把这些事交由他们所在地区的巡抚、巡按自行经理。
同月，都察院左都御史王廷復在张居正《陈六事疏》的基础上阐发八议：慎政令、专责成、振士气、销勘和、公激扬、慎防检、惩贪酷、端风化，这基本上就是张居正所陈奏的“振纪纲”、“重诏令”二事的具体操作指南。
至于兵部，也经过反覆研讨，给出五项军事计划：议兵言、议食言、议将言、议选择、议并守，积极响应张阁老“饬武备”事宜。户部尚书马森则有感于“固邦本”一议，他结合自己从政数年的经验，提出经理财政的十大建议。就连地方各省的督抚、巡按等官也不甘落后，踊跃加入为国建言献策的行列，他们根据《陈六事疏》的精神，结合地方实际情况，向朝廷提出各种改革方案。
四十四岁资历尚浅的张居正，以内阁末相的身份畅谈六事，掀动一股举朝上下改革求治的热情，俨然有号令部院、倡率百僚的新气象。
正当张居正踌躇满志地憧憬着联合贤良、群策群力、按部就班地稳健执行六项改革，一两年内改善社会风气，而有识之士也相当看好年轻有为的张居正，预言雄心勃勃的他必将是大明王朝的救时宰相时……
誉满天下，谤亦随之。
丰满理想之下的现实颇为骨感，朝堂内外政见的分歧、人际关係的错综复杂，决定了他的整改方案必然会触犯官场忌讳和既得利益阶级，难为世俗所容，遭到或明或暗的人身攻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