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幼主最忌大臣擅权，对内廷事务指手画脚。高拱此时整治司礼监，定然引得内猜外疑，惹祸上身。
二、高拱开诚布公，防备宦官专权，实乃社稷肱骨之臣，可惜其刚愎自用以致狼狈收场。
三、高拱陷于猜忌时，张居正完全可以摒弃旧怨，调停平息这场风波。
从这些评论来看，有为张居正辩解的，有为高拱开脱的，也有各打五十大板的，但对高拱刚愎自用、偏激、自毁毁人的性格缺陷倒是众口一词。
高拱的失败，源于他没认识到在封建皇权制度下，无论首辅大人权势多么显赫，权力来源依然是皇权。穆宗的突然驾崩使高拱瞬间失去最大靠山，而皇权重新洗牌的结果必然有人欢喜有人愁，惜乎高拱没能认清大势，又给政敌落下致命口实。时也？命也！
诚如谈迁所言：宫府本应一体，皇帝年幼，各方倚靠宦官实乃常情，身为内阁辅臣应沉心静气暗加查访，待抓住确凿证据之时再行纠劾。高拱初政不失为社稷之臣，但不久就与张居正为敌，同室操戈，失去得力盟友，怎能不遭人嫉恨？
隐忍多时的张居正把握住千载难逢的历史机遇，利用并联合与高拱有隙的司礼监太监冯保，把高拱推倒在地，结束了内阁中的明争暗斗。
嘉靖中叶以来，内阁的内讧已持续了三十多年，重臣之间发生的相互争斗，往往会发展成相互仇杀的流血事件；而隆庆、万历之际的因缘际会，造就了一场不流血的政变，也算是不幸中的万幸。
最后的赢家
晚明政坛波诡云谲，在每次激烈搏斗的重大战役中，张居正都能站稳脚跟，最终成为隆庆九相中笑到最后的赢家。有此成就，固然有他善于斟酌得失、纵横捭阖的政治天赋的作用，也与他低调沉稳、步步为营的行事风格息息相关。
高拱倒台，张居正为了避嫌，做出姿态与高仪联名上疏，请皇后、皇贵妃、皇帝收回成命，挽留高拱。
他希望皇上能考虑到高拱是顾命大臣，历事三朝三十余年，小心谨慎，没有明显大过就被罢斥，有失天下人心，也非先帝付託之意。
奈何此时所有努力，早已改变不了小皇帝的决心：“卿等不可党护负国。”万历帝执意不从，上疏的人也只好作罢。
第二天一早，高拱赶去辞朝。
张居正前来送别：“我为高兄申请驰驿行。”
所谓驰驿行，即高级官僚外出享受公家驿站交通的优惠特权。高拱好歹也是先帝的恩师，离京时要体面一点。
高拱虽已落寞，却也不改桀骜本色，回绝道：“走就走，干吗还要驰驿？”
还顺便挖苦他一句：“太岳如此，莫不怕‘党护负国’的圣旨再出！”
张居正尴尬地摇头苦笑。
就这样，高拱成为有史以来，以最快速度被新皇帝驱逐出朝的顾命大臣。他狼狈辞朝后，仓促乘一骡车，踏上返乡的归途。
壮丽宏伟的国都，被夕阳镀上一层金光。
张居正望着高拱远去的背影，一股悲凉感顿时充满全身。在听旨之初，他或许还暗自高兴，可此时此刻，他已说不清是喜是悲，抑或是忧。历经血雨腥风才站到权力巅峰的他，会不会将来也有一天如高拱一般落下个凄凉收场？
兔死狐悲，张居正回朝后仍不遗余力地为高拱“乞恩驰驿行”：大学士高拱原籍河南，去京师一千五百余里，长途跋涉，着实艰苦，伏望皇上垂念旧劳，特赐驰驿回籍。
这个请求很快便得到了恩准。
后世多少人为这两位不世出的能臣没能合心报国而扼腕嘆息。更有甚者辱骂张居正背信弃义，卖友求荣，是个不折不扣的奸邪小人。
一山不容二虎。
封建专制制度下，不可能容有二人分享大权，言出法随的皇帝是如此，代行皇权的重臣也是这样。皇帝不理政，造成权力真空，不论外戚还是大臣，是洁身自好还是心怀叵测，谁都无法摆脱权力争夺的阴影。
张居正事后向同为高、张二人知己的兵部尚书王崇古写信抱怨，痛恨昔日的知己听信小人谗言，防范猜忌，自己屡屡对他忠言相告，高拱不但不接受，反致疑怒，最终做出令亲者痛仇者快的傻事。
如果高拱有幸早生几年，或张居正稍晚入阁几载，顺利平稳地完成权力过渡，那么大明王朝的中兴之气也将更为长久和饱满。可惜，历史不能假设，我们只能接受这残酷的现实。
且说卧病在家的高仪，看到老上司下场狼狈，大惊失色，担心牵连到己，忧心忡忡，使得病情加剧，竟呕血三日而死。
高仪入阁办事仅一个多月，隆庆死了，与高、张一起为顾命大臣。在两位铁腕人物的倾轧之间，虚与委蛇，在权力争斗达到白热化时，他卧病不出，避免了麻烦。
现在，三位顾命大臣一去一丧，就剩下张居正一人独守文渊阁，独挑宰辅重任。
三十年寒窗，坎坷升迁。一生功名所求，已达巅峰，真可谓一人之下万人之上。
可一旦权柄在握，张居正反倒有些茫然。他清醒地知道自己所处的位置乃祸福旦夕的险境，是生拼死夺的战场。凡行事做人，更当小心谨慎。
不知此时的张首辅是否还记得多年前与高拱一起登山的那个秋日下午，当时他立下了“若他日身肩国事，定当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誓言，那时年轻气盛的他想不到自己登上权力巅峰的最后一块垫脚石，正是昔日如父兄般亲切的高拱大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