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经的亲密无间化作今日的猜疑提防，两人用熟悉而又陌生的眼光彼此相望。张瀚虽然失势，但他目光中，更多的是对官场的厌倦与对张居正的失望，多少还有着某种道德上的骄傲感，与张居正眼神中的惆怅与失落交织在一起，气氛凝重而尴尬。
良久张居正才开口：“你走了，我更痛苦了，形势也变得更加复杂了。”
张瀚却丝毫不领情，仍旧冷酷不语。他事后在自己所作的《松窗夜梦》里痛批昔日的战友是位嗜权恋位的伪君子，父死不奔丧而把多年同事逼走，还假惺惺地故作悲伤。
何维柏的命运似乎相比张瀚要好，毕竟还留任当部长。其实，礼部尚书官位虽大，但到南京担任此职无疑是贬斥，南京的六部尚书比起北京，就是冷衙门，养老院而已。何维柏看破官场斗争，对曾经寄以厚望的首辅不由失望，他心灰意冷，不久也辞职回乡，永远离开官场。
廷杖——杀一儆百
如果说张瀚、何维柏等高层官员还属于无声的抗争，一些年轻气盛的低层官员则想藉此机会轰轰烈烈大闹一番，在青史上留下不畏强权、坚守纲常的光辉形象。
翰林院编修吴中行、简讨赵用贤、刑部员外郎艾穆、主事沈思孝纷纷严词露章弹劾，将首辅夺情事件推向高潮，一场官场风暴铺天盖地席捲而来。
翰林院编修吴中行首先上疏。吴中行是张居正在隆庆五年（公元1571年）担任主考官所招收的学生，因为文采飞扬，机智聪明，很受张老师欣赏。
他小心翼翼地捧着弹劾老师的心血大作《因变陈言明大义以植纲常疏》，只身前往张居正的府邸，鼓起勇气把副本送给张老师过目。
不得不承认，吴中行的疏文颇有文采：“元辅夙夜在公，勤劳最久。父子相别十九年，子由壮至强，由强至艾；父从衰得白，从白得老，音容相睽，彼此未睹。而今长逝于数千里外，遂成永诀。元辅不得一凭棺临穴，实不合情理。”意即首辅大人一心为国，夙夜辛劳，以致父子相别十九年未见，如今张首辅的父亲与世长辞，首辅大人竟无法归乡凭弔，实在不合人伦情理。
例行的吹捧结束后，吴同学笔锋一转，点到了夺情的焦点不在于丁忧本身，而在于政治：“如今皇上一定要留下师相，与元辅勉为其难地留下，只有极为练达圆通者才能理解其中奥妙，那些深处局外远观之人，也许会因元辅的出格行为，给他扣上‘不韪’的帽子，如何彻底消除街头巷尾的非议，而让元辅的良苦用心家喻户晓……”
“夫舆情未惬，革面无庸……”
张居正看到这里，已是怒髮衝冠，袍袖一抖，“啪”的一下把摺子扔在地上，转身回了灵堂。这轻轻的一纸奏摺，在张居正手中却显得无比沉重，它意味着官场新生代对自己的背弃。
吴中行也没有去捡那摺子，只苦笑了一下，在背后对着张居正的背影躬身施了个礼，转身也走了。
吴中行上疏之后的第二天，赵用贤上疏。赵用贤与吴中行一样，同为翰林院史官，亦同为张居正学生。
他不同于吴中行，一点师生情面都不留，要求皇上效仿先朝杨溥、李贤，令张居正暂时返乡守制，弥补张氏父子十九年未见之缺憾。赵用贤谴责张居正能多年效忠皇上，却不能为生父养老送终。任由这样发展下去，他积累多年的政治声望恐怕要毁于一旦。况且国家设置御史台就是监察百官，匡正纲纪，如今言宫不顾人伦，创立异说，一面倒地请留居正，岂不违背正论而徇私情？当时又正值天空出现彗星，擅长星相学的赵用贤，从占星术的角度，恶毒宣扬：“首辅夺情，此乃国朝不祥之兆……”
慧星在古代又被称为“扫把星”，一般被视为不祥之兆，一时京城议论纷纷，声讨张居正夺情是大明的不祥之兆，甚至有人满街贴大字报诋毁张首辅。
这还没完，赵用贤上表弹劾后的第二天，亦即吴中行上疏后的第三天，张居正的同乡艾穆、沈思孝联名上疏，对他更是刀剑相逼。
艾穆开篇就危言耸听地拿天象警告皇帝，首辅夺情，居然能干涉天象，影响星球运转，如此说来，张居正真的成了神通广大、呼风唤雨的超人了。
接下来艾穆开始详细阐述“纲常伦理大于江山社稷”的理论，一针见血地直戮张居正痛处：国家有大庆大祭，首辅如果要避开，则不合君父大义；如果要参加，又不合父子之情。不知那时，陛下将如何看待张居正？张居正又如何自处？更激烈的是，他们视改革如寇雠，把历代变法家的缺点统统扣到张居正头上：“居正无商鞅之公与明，而有其惨；无王安石之学与行，而有其执。”指责张居正刚愎自用，误国误民，谄媚太监，欺君罔上。皇帝如今年过十五，完全可以主宰国政，不需手握重权的元辅大臣督导，应让张居正去位守制。
这些人打着堂皇的道德旗号，以伦理纲常立论，其实个个都为名为利，夺情与否这个纯粹的纲常争议始终蒙着浓厚的政治色彩。
“乡谊”、“年谊”向来为古代官场上科甲出身的人所注重，而“反张英雄”前有门生刘台、傅应桢，今有门生吴中行、赵用贤和老乡艾穆，这令孤傲的张首辅情何以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