衡量了国政与守制的轻重后，张居正毅然冒天下大不韪，策划“夺情”之局，并固执到底，毫不退让。其维护个人威权的权谋手段固然不足为训，但却彰显出对诸多谤议在所不顾的大政治家风度，又一次击退了守旧势力的疯狂反扑。
张居正也并非孤掌难鸣，时人一片反对声浪中，不乏好友知己出自真心的鼎力支持，帮他度过人生最困难的关卡。
其中，为之奔走呼号最为积极的当属李幼滋和耿定向。耿定向平日相当推重名教，时人周思久曾把他和同时代的李贽做过比较，有“天台重名教，卓吾识真机”之谓。
但耿先生在这件事上却不拘泥于纲常名教，表现得相当开明，耿先生曾对张居正的状元门生张元忭讚誉，相公乃当世伊尹、周公，反观那些反夺情官员，看似爱国守礼，实则全无大是大非与轻重缓急之辨。耿先生渴望张状元能在士林中支持首辅。
张元忭这位德才兼备的状元患有道德洁癖，骨子里反对老师夺情，万分仰慕敢于言事的吴、赵等人。但碍于师生恩义，他也不贸然弹劾恩师，读到耿大哥的来信，感动之情溢于言表：“天下知师相之深、谅师相之诚者莫若公与李公（李幼滋），有知己如此，师相之幸也。”
不仅在门生故旧间斡旋，耿定向也找到张居正本人安慰，回忆二十年前，兰台史令张翰林在徐阶府指点江山，忠言纳谏，赢得士大夫一片讚誉的旧事。
耿大人巧妙地以旧喻今，意为如今的士大夫只知敢于直言博取名声，却不能设身处地体恤社稷苍生。他跳出现实的囹圄，从儒家经权思想的角度，为张居正的非常之事作出非常的辩护，鼓励首辅师法伊周，敢于冒天下之大不韪，移孝作忠，以安社稷。
今之士大夫自束髮以来惟知以直言敢谏为贤，耻其痛不切君民。惟伊任之重、觉之先，其耻其痛若此，即欲自好，而不冒天下之非议可得耶？夫时有常变，道有经权，顺变达权，莫深于易。易以知进而不知退者为圣人，古惟伊尹以之。兹阁下所遭与伊尹异时而同任者，安可拘挛于格式？乃兹诸议纷纷，是此学不明故耳。鄙心愿阁下时以往所觉，不摇撼于称讥毁誉而永肩一德，以安社稷为悦。
张相公另一位知己周友山也千里迢迢致书首辅，他和耿定向互为姻亲，思想见解也高度一致，把话说到首辅心窝里去了，他认为恋权是一个任事大臣所应该有的品质，如今的大臣，一旦功成名就，就不思进取，只求自保固宠了。
此话正中下怀，张居正深表赞同：只有坚持“恋权”，才能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
单看这段对话，或许会觉得周友山是位善于察言观色、揣摩上位者心思的马屁精，可谁又能想到张居正死后，反张英雄邹元标也称讚周友山耿介正直，不阿附权臣，周友山却来了句令所有人惊骇的真情告白：“张太岳是我的知己呀！”
除了乡梓好友能够谅解首辅，不遗余力帮他营造有利于他的舆论氛围，首辅同年进士中亦不乏其人。左都御史陈瓒时已退休，拖着病体在家休养。当他得知首辅夺情起復之事，不顾身体有恙，奋力从床上爬起，迅速备好笔墨纸砚，致信礼部尚书马自强：“师相之事，公卿应恳请陛下留他，礼部尚书亟需倡议。疏上，勿忘署老臣之名。”
由于当时社会上有两个陈瓒，他特别嘱咐是北直隶之陈瓒，非南直隶的陈瓒。马自强接信后不仅没被陈大人的“精诚”所打动，反而大为嘆息：“想必老人家之病难以愈，其心已死。”
这些支持张相爷夺情的人，于公于私，无论出于何种目的，不幸都成为舆论批判的靶子，殊不知那些整日抱着经典遵守纲常之徒，才真正偏离了儒家初衷。儒家倡导的“学而优则仕”就是教育人要有服务精神，用一定道德规范来修身，最终归宿还是治国平天下。
当时不少言官确是随声附和，投机钻营。耿定向等人则非，主少国疑之际，需要一个权威强力控制局势，于内辅弼幼主，在外调动百司，号令群僚。支持者无非着眼于国家大局，挽留首辅，却招来自诩为“君子”的“道学家”侧目。
反观反夺情之人，虽然遭受酷刑，却毫无怨言，反而认为是至高无上的光荣，整个士大夫阶层，也藉此认为他们是道德的楷模，君子的代表，体现出中国文人的铮铮铁骨，究其内情令人唏嘘不已。
遥遥不归路
时过二百余年，清代着名文史学家袁枚也和朋友讨论起前朝这件轰动一时的首辅夺情事件。
袁枚颇为反感明代士人矫情做作的风气，他在《答洪稚存书》中这样给洪亮吉剖析明代士大夫喜好沽名钓誉的阴暗心理：“史称江陵相万历，二十余年，四夷宾服，海内充实，有霍子孟、李赞皇之遗风。然则中行果有爱国之心，方宜留护，为贤者讳过可矣。而中行不但不谏其师，并欺蔽之，使不知其过而突出其不意、以相攻击，其心术尚可问乎！”
古时师生之谊，情同父子。袁枚认为，这位受到诸多门生接踵背叛、反覆打击之后的内阁首辅，精神上迭受重创，他自忖“大名已裂，状如被逐，刚愎之性，遂至倒行而逆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