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人轰炸南苑的时候，副军长佟麟阁、师长赵登禹同时阵亡。都是蒋介石预先有命令“不要抵抗”，不然的话，这两位高级将领，就是死也应当打死好些日本人，绝不会就被日本飞机炸死了。这是一件使我最痛心的事情，当时我作了 一首哭佟、赵诗。
北平城里，因为宋哲元的军队撤走了，留下张自忠将军， 张自忠后来也走了。他有一个旅长要留在北平，张自忠的一个团长(刘汝珍)说：“我们要向日本鬼拼死命，为什么留在这里等死。”马上带着他的一团人出了德胜门向北走了，很有意思的是另一团人也跟着刘汝珍走了十分之九。日本军队在后面追着打，他们还是很勇敢地退到南口以北同刘汝明军联合 起来。由此可见他们的旅长虽想要苟且偷安，但一般的官兵能够很勇敢地不听他的乱命。这就是他们的军队，平素里有一种无形的精神教育。到了重要的时候，他们能够分别出什么是对的，什么是不对的;更能认出来，什么是治命，什么是乱命。
到了七月十九日，蒋介石、张冲、邵力子为国民党的代表，同共产党周恩来、博古、林伯渠，在庐山开谈话会。蒋介石允许承认陕甘宁边区，从此才算是国内的党派斗争要停止了。团结一致，抵抗日本的事情有了很大的希望。当时我对蒋介石说：“只有这一件事，你办得好。”蒋回答我说，以后他愿意更要本着这个意思，继续努力下去。我说：“应当如此， 我要恭贺你。”
想不到二十九日那天，汪精卫在南京广播，题目是最后关头。那天汪说的完全是宣传民族失败主义。由此可见，汉奸的作用，汪、蒋两个人是一致的。蒋介石刚刚有了千分之一的团结内部、抵抗日寇的打算，马上这个卖国贼汪精卫又在那里胡说起来，又加上蒋介石的心腹刘峙，从平汉路一直向后跑，弄得大局只看见坏，看不见好。他们因此好宣传：你们看抗日不能成功吧?为了用种种方法，证明不能抗日，粮食、弹药、交通，什么都没有一点准备，我问过蒋：“为什么不准备呢?”蒋说：“若一准备，日本人就知道了，日本一向我们进攻，那还不亡国吗?”他没想到他没准备，日本就不向他进攻吗?
第22章 调我到 第六战区
过了不久的时间，北方平津一失，就紧急得很了。蒋介石找白崇禧将军征求我的同意，找我到北方去担任第六战区司令长官。我说无论哪一方面都好，只要和日本作战，我没有不乐意的。我经过南京见蒋，我说王士珍和段祺瑞是朋友，对于国务总理之缺，彼此不直接接任;何况宋哲元是跟我多年的人，若替他指挥些时间可以，若使他带的军队归我带，那是不可的。蒋说很好，一定这样办。
我过济南对韩復榘说：“只有抗日活着光荣，死了也是无上光荣。”韩说：“张自忠自北平来见你，张请你给蒋介石寄一封信，替他辩白，辩白他在北平、天津的事。”我马上写了一封亲笔信，交给张自忠将军，内容是说：“张自忠将军很有良心，很有血性，只要叫张带着队伍打日本，张一定尽本分。”又说到饶恕人能有“七十个七次”就更好了，我引的是基督教圣经上的话。信写完了，我对韩、张两个人说：“你们能以真心抗日，无论叫我帮什么忙，我都愿意。”
我坐的火车到了桑园，知道前方的情形很紧急。不久的工夫，冯治安、萧振瀛、陈继淹来看我，萧振瀛张口就说：“政府这个不好，政府那个不好。”我对他们三个人说：“萧说的这些话都不用再提，政府已经决心抗日，无论什么坏话，都不要讲。我们要看准了，日本帝国主义是我们真正的敌人， 在前方正在打仗，我们再说些閒话，就是减少抗日力量，讨日本鬼子的喜欢，这是不对的。”萧振瀛听了我的话，马上他的脸变成红布似的，他已经觉出来他在北方做的卖国事情我都知道。
我在沧州看见宋哲元，把十万元的慰劳费给宋，我马上又回到桑园。当时冯治安的军队和刘振三的军队都在马厂附近跟日本人打得非常激烈。那天晚上，有三位德国顾问从蒋介石那里来看我，他们问问日本的情形和我们军队的情形，住了半天就走了。谁都知道日本和德国希特勒勾得非常紧密，报上都嚷着说，日德要订攻守同盟。在这种情况之下，蒋介石派德国顾问到前方来，蒋到底是什么心肠，谁也不明白。
东北军万福麟等军人划归第六战区指挥，司令长官部用电报、电话，无论怎样找，也找不到他的军司令部在什么地方。后来知道他们是用避开命令的办法。说实在的话，真不能怪他，连年以来东北军的官兵就吃不饱，穿不暖;从“双十二” 以后，蒋介石就拿他们当敌人看待，他们心里不平安怎么会有精神抗战呢?就有一个东北军姓刘的军长，把军队开来到桑园，我亲自对他们大家讲了一次话，他是个青年，看那样子还有点干劲。
这时候是连阴多日，大雨成灾，河北一带平地里就有二尺深的水，官兵们都在战沟里被水泡着。我打电话给何应钦，请他给蒋介石说：“官兵的腿和肉都被水泡肿了，请你赶紧买十万双鞋和袜子送到前方来。”何应钦说:“已和蒋介石讨论过这个问题，因为国家的章程没有这笔钱，这也不合乎军队的章程。”我对何应钦说，你翻开那章程看，有没有官兵在水里泡三天五天?你说的是平时，我说是战时。就在电话上吵了有十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