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资中到了成都，经过龙泉驿，坡度很大，弯弯曲曲很不好走。听说有好多汽车在那里出了事，有的翻了车，有的自己撞了。这地方一下雨，黄土很黏，汽车最难走。从重庆到甘肃、陕西、成都、川北，这个地方是必经之路，偏偏地弄得这么坏。为什么弄成这个样子?在蒋介石手下办事的人，无论做什么事都是敷衍，不负责任，并且说是省钱。实在说起来，这些车不值钱吗?这些人命就更值得多了。看见小利，看不到大事。这就是蒋介石的病根子。
就在这一天，一位副官对我说，前三天有四辆载重车是押解着两万万元的票子，送到前方去当军费和发饷用的，有的走到成都北边，有的走到龙泉驿，就被押解的人，把款子全抢去了;还开枪打死了人。他们留下的话说：
“与其每天吃不饱、穿不暖，给别人送钱，不如我们发个小财。谢谢你们!”这件事弄得蒋介石哭不得，笑不得。
成都城里是贺国光负责任，还有就是邓先生和田先生。我在这里见了很多旧朋友，他们对我说：“我们得快点想办法，我们是加入军统，还是加入党统;不然我们是不能存在的。”看那样子，人人都在自危。我对他们说：“只有抗日和爱国是最重要的事，若要说到根本，是要拿老百姓做主人。”他们都向我笑了一笑，好像是了解我的意思。我在成都东北角的操场上看军队，人数不多，有一两千人，都是吃不饱、穿不暖的样子。我到军官学校去看了一看，也给他们讲了话。成都人民对我说：“军官学校的学生纪律太坏，他们时常不断的手里拿着手榴弹往鱼塘里扔，炸弹一响，鱼死了，浮在水面上，军官学生就捞回去吃。百姓们都是敢怒而不敢言。成都城里的戏院和电影院子，军官学生今天逛这个戏园子，明天逛那个，谁也不敢管。”不久以前有一期军官学生毕业，分发到前方去，他们的川资被军需人员给剥削了。学生们气愤极了，把军需人员打伤，屋子也给破坏了。军官学校里有好多很好的教官，我请他们来，问是什么缘故这样做，他们说：“校长是蒋介石，一年也来不了一次或二次。负教育责任的，用人用钱，都不能做主，如何不坏呢?”他们又说：“蒋介石一身兼着军官学校校长、步兵学校校长、炮兵学校校长、交辎学校校长、工兵学校校长、骑兵学校校长、航空学校校长、陆军大学校长、军医学校校长、中央政治学校校长，又一度曾任过中央大学的校长，还有许多军官分校也是蒋介石当校长，只有一个兽医学校校长不兼。大概算起来，蒋兼了三十七个校长，教育长都当不了家，事情怎么不坏?军纪怎么不坏?”我看那些教官们都忧愁极了!
在华西坝给五间大学学生讲抗日的事情。那天本来预定的在一个大讲堂里，临时来的人比屋子能容的多了十倍。没有办法，就在大院子里临时来了一个电灯，在一个桌子上站着讲的。学生们听了我的话有时落下泪来，有时大笑起来，有时鼓起掌来。青年们是有血性而且又纯洁的，他们只知道爱国家、爱人民，因此就容易受感动。散会后，有几个学生对我说，他们可怜得很，很受压迫。我问他们什么缘故?他们说：“学校里布满了特务，谁说了不满政府的话，不是失踪挨打，就是被开除。还有念书好的，就称他是共产党，更有那些吃苦耐劳而帮助人的学生，那就是红色帽子戴上了。”我听见他们报告的这一切实情，真觉得难过。
我曾到过华西大学教授费尔普先生家里，他是美国人。这里有三对美国夫妇都是很好而又热心的基督徒，共同写了一本《为人的耶稣》。这个意义很高明，既然是基督徒，当然基督还不是老师吗?真是很平正，很公道的说法。但谣言却因此出来了，说他们不该说神话，一定是共产党。我想连美国人写一本书都拿红帽子给他们戴上，中国人那还得了!
成都西门外，一二十里的一个地方，有一个特设的党务训练班找我去讲话。我对他们说：“国民党的总理孙中山先生说，什么叫民国?民国就是人民的国，人民是主人，公务员是仆人，仆人要服侍主人，仆人要处处讨主人欢喜才对呢!你们大家受了训练之后，是做主人呢，还是做仆人?我希望大家做个真正的仆人，时时刻刻要为老百姓服务，那样你们就没有白受训练了。”散会后，有人对我说：“先生这种讲话很像共产党的论词。”我说：“是那样吗?”
第38章 到处遍设收税机关
原来国民党喊出的口号是剷除苛捐杂税，结果呢，各处都是收税机关。有人说：“自蒋介石当政以来，只有放屁没有捐税，任何事情都有捐税。”我从成都回重庆，经过裘溪河，在那地方的茶馆里，用自己带的午饭。同我在一起检阅军队的朋友，文的武的一二十位，把我们的馒头篮子从车上拿下来，有鸡蛋弄咸菜汤，一个热汤一喝就成了。正在路南的茶馆里吃饭，看见路北的楼上，两个鬼鬼祟祟的人向我们这里看。我想一定有点缘故，就请跟我的赖秘书和一位副官看看是怎么一回事。他们查了之后来报告，那是一个税局子，楼上头的床上摆着鸦片烟盘子，两个人正在那里抽大烟，楼下桌子上摆着麻将牌，四个人正在打着。把他们收税的本子看看，本年的帐都写得清清楚楚，每月的收入在二百八十元左右，每月开支总是二百九十六元。最多的薪水是四十元，其次十六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