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是愿意学习大禹的精神，今天冯玉祥听见民主则拜。
孙中山先生曾经说过，“本大总统受国会的付託，总揽全国政权，虽然说是全国行政的首长，实在是全国人民的公仆。本大总统这次是来做你们的奴隶的，就是其余文武百官也都是你们的奴隶。从前帝国时代，四万万人都是奴隶;现在民国时代大家都是主人翁，这就是民国帝国不同的地方，这就是中国从古未有的大变动。”(一九二一年十二月七日在桂林演讲词中)可惜孙先生二十年以前说的“大变动”到今天还是未能实现。少数丧心病狂的特权者，忘记他们是公仆，应为人民服务，他们要四万万同胞做奴隶。可是，全中国人民却都要起来做主人翁，要人民自己来“管理众人之事”，这是一个生死的斗争，是中国问题一切的关键。诸位青年主人翁的责任，是响亮地高呼民主，这真是很值得钦佩的。
抗战胜利以后，中国曾经有实现和平民主的好机会，国际地位是世界上四大列强之一。可是中国的统治者，抛弃这个从古未有的机会，一意孤行。结果，中华民国过去三十六年，从来也没有像今天这样痛苦过。现在国际地位一落千丈，一个堂堂正正的战胜国，反而不如一个战败的日本。一切和平和赔款到现在还没有弄清楚，反而被迫地和日本通商，又做日本经济侵略的牺牲品。通货膨胀，绝对空前，物价比战前高涨了四万多倍，财政八个月就亏空三十万亿元，在全世界数第一位。贪污不法的事情，最着名的像中央信託局、扬子公司、兴中公司、行政院善后救济总署，外国报纸早把舞弊情形，刊载得清清楚楚。到今天没有做到严厉惩办。今年三月初，南京学生肚子饿了，提着纸制的大饭碗游行，被军警狂暴地打一顿;武汉大学的同学们睡梦中糊里糊涂，便被打死了三个。各大都市的学生，很多都遭受特务的摧残。教授们吃不饱饭没有人管，说两句公道话便被解聘。公务员枵腹从公;好的公务员，像北平的余心清少将等，是好的基督教徒，是好的美国留学生，在重庆是廉洁的赈济委员会常务委员。只因为说真话，主张和平，便被特务逮捕了。工厂企业家想做一点正当企业，不是关门，便是奄奄一息。工人工资永远追不上物价，最苦的当然还是农民，壮丁拉去当炮灰了，粮食拿去当军粮了，苛捐杂税一齐加在农民身上，人为的水旱虫灾，吞噬了两千两百万的农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