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不能不问他自己怎么办？像他这样，抬着他，走过漫漫长途是困难的。他提出把他放在考克赛的朋友家里，等脚能走动时，自己返回石窝山。我们商量再三，只能如此，别无他法。
后来他又建议，我们先组织一个侦察分队，少数人先到达考克赛，免得惊扰他们。如果他们见大军齐至，躲进深山，找他们也就困难了。
由我和张干事两人带领一个侦察班先行出发，翻越乌兰大坂，进入疏勒河脑的考克赛，这已经是第三天的中午了。儘管我们行动迅速，但是，大军翻越乌兰大坂进入疏勒河谷的风闻，还是先于我们到达了考克赛河的花儿地。我们小分队一在茶柯大坂山头露面，牧民们已经纷纷赶着牛羊避居深山，只剩下三户贫苦牧民没有避走。
这三户人家是诺尔布藏木、艾仁青、诺尔布特力。
艾仁青和诺尔布特力怕我们要他们带路声称自己有病，诺尔布藏木，看上去又干瘦又苍老。我们把他们三人召集到诺尔布藏木的蒙古包里。
诺尔布藏木的毡包，在他们三家来说是最大的一个。包门不是毡帘而是木板门，它比一般毡包更为稳固。这种毡包我在张掖时住过一天两夜，对它的格局曾作过研究，包顶为一圆形天窗，直径可达一米左右，用以通气、通烟、采光，夜晚或是雨雪天，使用毛毡覆盖。包门大约有一米半左右，进包总要弯腰。蒙古包的门都是向东开。怕触犯禁忌，我不敢细问。
诺尔布藏木的毡包很大，房架由十二个摺迭的哈那（壁龛）组装而成（最小的蒙古包只有四个哈那），直径大约在五米上下，这就等于一间近二十平方的住房。包的中央是土石砌成的炉灶，还有可以放碗筷的锅台。炉灶四周铺着毛毡，毡上还铺了牛皮。
在毡包的正面，放置着一张脱了漆的红色长方矮桌。在进门的左首，放着一口红色木箱，上面有描金的图案，箱上放着摺迭成长条的花被。右角则放着橱柜、奶桶、木桶、面盆和其他日常用具。
按蒙族习俗，入门的正面和左面为家中长者和宾客坐寝之处，跟汉族正面左首为上的习俗近似。
从包内的陈设看，诺尔布藏木是个多口之家，属中等生活水平。当我们突然而至时，他家的其他成员赶着牛羊进了深山，他因为年事已高，看上去不下五十岁，留在包里看家。
我们坚持让诺尔布藏木坐在正面，虽然我们是宾客，但他却是长者，这种尊敬使他很为高兴。
我跟张干事坐在他的左首，艾仁青、诺尔布特力坐在他的右首。我们每人面前摆了一碗奶茶。
我在桌上放了两块银元，说，跟我们同来的还有九名战士，他们还都在包房外，能不能也给他们每人一碗。
显然，这个提议稍不得体，好像提醒主人，忘记了在风雪严寒中的客人；那两块银元似乎也不太得当，等于在主人脸上扇了一个耳光。诺尔布藏木的脸拂然变色，说了一句蒙语，我不太懂，但意思是明白的；
“我是招待尊贵的远方来客，而不是开店卖茶。”
我急忙解释这是红军的纪律，有失礼之处，请他包涵。
诺尔布藏木让艾仁青提着奶壶拿着一隻木碗去犒劳侦察班的战士们。回来问我，可以不可以把他们带到自己的毡包里去。
我叫张干事去作安排。一说出嘴我就后悔了，我很缺乏盘腿打坐的工夫，有些酥麻，我应该藉此去活动活动腿脚。张干事大概跟我一样，立即起身钻出了毡包。
这场令人难受的小小误会，反而表明了各自的诚心，诺尔布藏木脸上曾流露过愧悔之情，觉得刚才那句话有些过分。但桌上那两块银元却特别刺眼地摆在那里，像一张尴尬的脸，谁也不愿理它。
我总是千篇一律地向他们宣传红军的宗旨、红军的纪律……他们不相信世上有这样的军队，木然地听着，猜测我们所做的一切是不是一个高超的骗局，欺骗他们把深山里藏匿的家人牛羊财物召回村后，我们再来个一网打尽。
他们不理解这样好的一支军队为什么还会失败，更不懂得我们开到冰封雪冻的祁连山来是何目的！
向他们解释合作抗日？他们似乎知道日本鬼子强占了东北，抗日不去东北，反而到没有日本鬼子的西北来做什么呢？
向他解释打通国际路线？为什么要取得外国的支援？……在极端闭塞的“寒尽不知年”的深山中，他们是无法理解这些道理的。他们弄不清谁是谁非，只关心自己的牛羊不被掠夺，自己的和平生活不被破坏，自己的家庭不被侵扰……
他们注重实际，几段干干巴巴的道理，无法使他们放弃猜忌和戒备之心。
当我说到旺迪登巴要我们到考克赛来时，诺尔布藏木的眼里才闪出了亮光。
“他是我的朋友！”
诺尔布藏木的汉语说得比旺迪登巴还熟练一些，这使我非常高兴。我们可以交流思想，但对他当嚮导不抱希望，他太老了。
我把沿途与旺迪登巴的交情说了一遍，并把他脚踝扭伤的情况告诉了他。
“真的？”诺尔布藏木表示出由衷地关切，“我能把他送回家去，我还要喝他的喜酒呢！”
张干事看到包房里有一把马头琴，他忽发奇想，唱了几句蒙古民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