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我已经19岁了，但那是我和父亲第一次单独在一起。我们两人都很放鬆，而且他也坦率地谈到了他自己和他的童年。那是我们在一起的最好的时光之一。
1935年春天，我和迪克•吉尔德决定暑期驾车游览一下欧洲。促使我们做出这个决定的一部分原因是我们上过的两个艺术课程，希望能够亲眼看一看我们学习过的一些欧洲艺术大作。结果，我们在6个星期的时间里参观了大约30家博物馆。然而，与此同时，我们被德国不祥的政治局势所吸引，对未来感到深深的忧虑。
我们乘坐的是“奥林匹克号”(S.S. Olympic)的旅游舱，并带上了父亲给我在大学期间使用的A型福特车。我们驱车穿过了低地国家后，在巴黎停留了几天，然后再继续开车前往德国，并在德国待了两个星期。
这个国家已经明显成了第三帝国。我们在驱车穿越德国的时候，看到公共广场的杆子上贴着的标语将犹太人斥为德国的“祸根”。全国上下似乎有一半的人身穿某种制服。一天晚上，我和迪克在黑森林郊区的一家客栈里，这时一群士兵走进来，坐在邻近的桌子旁，与我们交谈起来。他们对美国很好奇，而且很善谈。晚间快结束的时候，他们对我们说起了他们自己的人生故事。他们友好极了—直到在黑森林旅行的一对夫妇进了客栈。屋子里仿佛蒙上了一片阴影。我们刚刚琢磨过来怎么回事，这时士兵们明显地朝新来的人背过身去，开始大声谈论犹太人，以及犹太人对德国构成的威胁。那对夫妇离开的时候，一个士兵转过身，举起右臂，说，“嗨，希特勒!”—这是德国的法定礼数。那个妇女非常客气地说，她不使用这种官方的敬礼，不过还是祝他们晚安。接着，他们走出了门。我们感觉很不是滋味，没过多会儿也离开了。
我和迪克经常在夜里收听电台广播，而我会竭尽全力翻译希特勒那慷慨激昂的铿锵之辞。儘管我们无法听懂每一个词，我们还是感觉到希特勒有力地控制了德国人民—这一点，我们从兵营式的日常生活中也看了出来。迪克只要听到希特勒说话时的抑扬顿挫的节律和戏剧效果，就会又气又怕。听到他的讲话结束的时候，迪克的眼里会噙满愤怒的泪花。迪克后来说，正是那些令人毛骨悚然的广播让他确信，我们最终将不得不与纳粹作战。他说，任何具有那种催眠般力量来驱使、改变他人的人都是十分危险的。
29. 拜会帕德雷夫斯基和弗洛伊德
离开黑森林，我们驱车进入了瑞士。我们跨过莱茵河，然后继续前往日内瓦。途中，我们在莫日尔停了一下，拜见了帕德雷夫斯基(Ignacy Jan Paderewski)。他是世界上最伟大的音乐家之一，第一次世界大战刚刚结束的时候还当过一小阵子波兰的总理。去年，他在我父母的纽约住家举办音乐会的时候，我就见过他，并为他的个性和演技所吸引。他是个令人肃然起敬的人，留着一头蓬乱的白髮。他盛情、热烈地接待了我们，带我们参观了他的家。离开帕德雷夫斯基的家以后，我们又参观了父亲在几年前为国际联盟建造的图书馆。
不久，我的嫂子托德加入了我们的旅程。那年夏天，托德和内尔森住在英国，内尔森在大通银行伦敦分行工作。在离开纽约之前，我和迪克曾经邀请她跟我们一起旅游一个星期，但并没有指望她能来。当她表示同意的时候，我们喜出望外。她在琉森与我们会合，然后我们一起前往瑞士和奥地利交界处的阿尔卑斯山。我的A型福特车没有行李箱，几乎没有多少地方容纳托德和我们的行李，但我们将就得很好，一路非常愉快。这次快乐的旅行让露西姨妈感到震惊。她认为一个已婚女子在没有年长妇女陪伴的情况下与两个年轻男子一起旅行是极其不合适的。实际上，那是很无辜的。我和托德在6年前的埃及之行中就建立了良好的关係，而在大学假期期间，她和内尔森有好几次为我在“阿比顿山庄”举行家庭晚会时充当了监护人的角色。托德就像是我的大姐，我觉得她非常喜欢跟我们这两个大学生一起嬉笑玩闹。
结束了阿尔卑斯山的旅游后，我们驱车穿过奥地利，来到维也纳。在那里，我们拜见了弗洛伊德。那次拜会是迪克的姨妈安排的。她曾经接受过弗洛伊德的分析，并一直住在他们家，陪伴安娜•弗洛伊德，并与她一起撰写了许多有关儿童心理学的书。那个时候，弗洛伊德已经很老了，颚部的癌细胞正折磨着他。但儘管他表现出了明显的不适，对我们却是非常友好。对于讨论弗洛伊德心理学—对此我们几乎一无所知—他的兴趣似乎不如谈论他大量收集的、堆满了他的书房和客厅的埃及、希腊和罗马的艺术品。他对我去过埃及的事情非常感兴趣，仔细地询问了我的所见所闻。我后来发现，弗洛伊德几乎迷上了无形事物发展史，尤其是人类自我的历史沿革。我们还用了一些时间跟安娜一起讨论了心理学中一些比较熟悉的内容。她一定很能说服人，因为我对我父母说：“显然弗洛伊德的信念被半瓶子醋的批评家们曲解了，因为我们从她那里听到的东西是最神圣的。”
30. 洛克菲勒家族遗产
1934年秋天对于我，以及我的家族的未来而言，是个关键的时刻。父亲决定要设立一系列不可更改的信託财产，为母亲以及他的6个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