祖父的第一个主要慈善项目是在19世纪90年代创建的芝加哥大学。不过，祖父是在世纪交替之后才将商务事宜抛在一边，把主要精力放在了慈善事业上。他首先采取的举措之一就是于1901年成立了洛克菲勒医学研究院。
祖父的设想—那是在与盖茨、我父亲以及该研究院的首席董事西蒙•弗莱克斯纳博士密切合作研究后制订的—是要按照欧洲的巴斯德(Pasteur)和柯霍(Koch)的机构模式建立一个研究设施。在创建该研究院的时候，祖父应用了他在一开始用于标准石油公司的原则：他聘请了人才，并给予他们权力。虽然他深深介入了初创和计划阶段的工作，但一旦研究院成立、运作起来，他便打定主意不干预研究院的管理。他觉得把指挥权交给教育学家和科学家—他们是这个领域的专家—是合适的。父亲当上了理事会的总裁，确保独立科学研究政策得到严格的遵守。
祖父接下来的一个重大举措—成立大众教育委员会(General Education Board, GEB)—是因为他希望在美国南部建立一个公共教育系统，让黑人和白人都受益。祖父给GEB的捐赠和经营资金在其30年的历史中接近1.3亿美元。GEB与地方和州政府密切合作，以实现自己的目标。这是我们家族一直推崇的公私合作的第一个、也是最重要的案例。
创建于1913年的洛克菲勒基金会(Rockefeller Foundation)是第一家带着具体的全球眼光的慈善组织，也是祖父该事业的顶点—要建立一个机构，能够精明地管理他的资产，用于慈善目的。祖父为基金会提供的捐助—10年内共计大约1.82亿美元，按照今天的美元价值，相当于二十多亿美元—超过了所有其他机构。基金会对付过钩虫、黄热病、疟疾、肺结核以及其他传染疾病。后来，它成为开发玉米、小麦和稻子的各种杂交品种的领袖，构成了绿色革命的基础，而绿色革命为改造世界各地作出了重大贡献。
6. “公共关係”
有人经常指责祖父的慈善捐助不过是一种公共关係之举，其目的是要在一辈子贪婪赚钱之后为自己的脸上贴金。如果他当真是出于这种动机的话，难道他需要花费5亿美元的巨额资金来实现该目的吗?
公共关係的先驱艾维•李常常被指责为祖父制定了详尽的公关计划，包括创建庞大的基金会、让祖父施舍亮晶晶的硬币，把他冷酷无情的强盗男爵形象转换成一个心地善良、慈祥温和的老头。这些说法大多荒谬不经。祖父赠送硬币的目的是融洽与在高尔夫球场或走在街上不经意遇到的人们的关係。这有助于打破彼此之间的僵局，让人们变得随便一些。而此举常常奏效。
事实上，祖父对自己的慈善事业所带来的公共关係方面的好处实在没有什么兴趣;他甚至不允许在芝加哥大学或大众教育委员会使用他的名字，而洛克菲勒研究院用上他的名字，也是他几经犹豫后才勉强答应的。很难想像祖父会在拒绝允许标准石油公司驳斥小报记者散布的诽谤之辞后，竟然将自己的大量财富用来操纵公众对他的看法。人们不得不相信—反正我不信—他一定是经历了一次良知危机，才可能迫使他散发自己的“不义之财”。
祖父从来没有对我父亲、对他的孙子孙女或任何人说过半句后悔经商的话。他相信标准石油公司造福了社会，并为自己在创建这家公司所起的作用而感到欣慰。
那么，祖父的慈善之举如何解释呢?在我看来，其根源在于他受到的宗教教诲和他自己的人生体验。艾达•塔贝尔之流选择了要把祖父描绘成贪婪本质的象征和自私的个人主义的缩影。祖父是个坚强的个人主义者，但是他赋予了该词不同的含义。他拒绝把个人主义视同自私自利、个人利益膨胀的说法。相反，他给个人主义下的定义是，实现某种价值并将该价值回报给抚育自己成长的社会的自由。我相信，这正是他慈善之举的根源和目的。
至于父亲，他不仅没有为祖父感到丝毫的羞愧，而且为他以及他的许多成就感到无比自豪。如果父亲有什么矛盾心理的话—他的确心里感到矛盾—那就是他自嘆不如。在自己一辈子的大部分时间里，我父亲—这位历史上最伟大的慈善家之一—对自己的评价是：他不过是在踩着伟人的足迹往前走。
7. 美国最强大的两个家庭的联姻
我父母于1901年10月9日结婚的时候，媒体报导那是美国最强大的两个家庭的联姻：约翰•D•洛克菲勒的儿子、继承人与美国国会多数党领袖、共和党人内尔森•奥尔德里奇的女儿。在有些人看来，奥尔德里奇是“国家的总经理”。
父亲第一次见面就迷上了我的母亲，可他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都没能下决心向她求婚。当他最后终于向参议员请求要娶他的女儿时，他那焦急之情表露无遗—他不断地解释自己的经济前景，显然急于证明自己与她十分般配。参议员忍俊不禁地打断他的话说：“洛克菲勒先生，我惟一感兴趣的是什么能让我的女儿幸福。”
父亲的确做到了让母亲幸福，她也让他感到了幸福，这一点我敢肯定。他们两人极其亲密—也许过于亲密，这一点我一会儿再解释—而且我相信他们非常相爱。母亲给父亲以及他们的婚姻带来了他急需的欢快和乐趣。
母亲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