贝鲁特是大通多年来在中东业务的重点。该城市在20世纪50年代初到70年代中期兴旺发达，我们的分行也业务兴隆，虽然它从来没能产生我们所预期的更大范围的地区业务。我们逐渐了解到，沙特和科威特腰缠万贯的商人们把贝鲁特看成是躲避古兰经约束的一个胜地，其次才是金融中心。儘管如此，它仍然是座极具吸引力的大都市，拥有一个稳定的政治体系和国际化的商务领域。
然而，20世纪70年代初，马龙派基督教与逊尼派穆斯林之间的政治一致性开始瓦解，在强悍的哈菲兹•艾尔阿萨德领导下，叙利亚人更加直接地干预黎巴嫩的内政。此外，被赶出约旦圣地的巴勒斯坦解放组织从黎巴嫩南部的难民营里开始运作，招致了以色列的报復。黎巴嫩很快就陷入了一种混乱局面。
我最后一次访问贝鲁特是1977年的3月，当时短暂的战斗间隙让我们的分行重新开张了。我希望向我的员工们保证，我意识到风险的存在，关心他们的安康。在贝鲁特机场，银行的飞机被迫滑行到远离空港的地方。一队全副武装的士兵坐着装甲车来接我们，并护送我们进入市区。不同派别之间的战斗和周围山上的炮火已经把城市变成了残垣断壁。我向来下榻的乔治王饭店已经完全被毁。当我进入大通分行的时候，士兵们在我周围排成了一个密集队型。我见了员工之后，分行的经理送给我一块带有俄国标记的炮弹壳—那颗炮弹就在大楼门口爆炸。“地中海上的巴黎”已经成了第二次世界大战末期我所见过的德国的模样。寸土不让的宗教和政治狂人们给贝鲁特带来的似乎是蓄意的破坏，构成了后二战时期最大的人为悲剧之一。
巴林—我们于1971年在那里开设了一个分行—正好利用贝鲁特挣扎过程中带来的机遇。
我第一次见到伊萨酋长是在20世纪60年代初，在他刚刚成为埃米尔后不久。他只有5英尺高的个子，却出奇地友好、慷慨，在送礼方面以出手大方而闻名。有一次，他送给我一把漂亮的波形花纹宝剑，剑鞘上镶嵌着珍珠;如今，它已经被收入大通的收藏品中。1997年，我最后一次访问巴林时，酋长中断了一个内阁会议，以便把他的首相和各个部长—其中许多是他的亲戚—介绍给我。那次，他给了我一块漂亮的劳力士手錶。他那敏锐的领导才能使得他的小国家在其强大的邻国中间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98. 阿拉伯联合大公国
阿拉伯联合大公国由7个盛产石油的小酋长国组成，分散在沙乌地阿拉伯和阿曼之间的波斯湾沿岸，1971年随着英国从海湾撤出而成立了联邦。其中的两个最大的酋长国—阿布达比和杜拜—从一开始就垄断了阿联的事务。
1974年，我第一次看到阿布达比的时候，就对这个城市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小土房屋杂乱无章地散落在沿岸低地和沼泽地上，波斯湾凛冽的海风给空气中撒满了沙土。没有铺砌的街道上到处都是羊群。一个世纪前英国人修建的一座城堡在这幅枯燥无味的画面上显得十分醒目。由于没有更加合适的建筑，这座城堡就成了以游牧为主的政府的所在地。
首脑人物扎耶德不在家，因此他的兄弟在一间按照传统的游牧格调装饰的房间里接待了我们。我们坐在沿着墙壁的坐垫上，喝着从长嘴咖啡壶里倒出来的浓郁的阿拉伯小杯咖啡。我们的主人身穿高级阿拉伯长袍，皮带上挂着一把大匕首，周围是类似装束的人们。他彬彬有礼，通过一个翻译与我们交谈，但给人的印象是，如果是在沙漠上骑马，而不是与华尔街的银行家们讨论金融事务，他会感觉更加舒服些。
两年后，我第二次访问时，石油收入已经开始改变阿布达比。国际风格的摩天大楼正在施工，精心建造的道路系统代替了土路。阿布达比已经变成了一座现代城市，老城堡仿佛是遥远的过去的遗蹟。像沙乌地阿拉伯一样，所有的石油收入—当时已经达到每年数十亿美元—都直接流入了扎耶德酋长的国库。
酋长是个令人肃然起敬的人物，长着一张棱角分明的坚毅的脸庞、一双锐利的眼睛。他不会说英语，但总是控制着谈话。给我印象十分深刻的是，他的家装饰得很朴素，极像是一座游牧帐篷—丝毫没有当时在沙乌地阿拉伯十分流行的豪华宫殿的痕迹。扎耶德酋长的习惯是在深夜接待客人—那时白天的热浪已经褪尽。除了必不可少的咖啡以外，他还用小玻璃杯装的热乎乎的骆驼奶招待我们。我觉得骆驼奶味道甘甜可口，但并非所有陪伴我的人都有同感。
跟许多阿拉伯领导人一样，扎耶德酷爱狩猎。在我的一次访问期间，他告诉我他刚刚从巴基斯坦狩猎回来，他的宝贝猎鹰—每隻身价高达10万美元—抓到了几隻鸨。鸨比我们的野火鸡略小，也十分机灵，很难捕捉，因此扎耶德对自己的战利品很是得意。他问我是否品尝过鸨，当我的回答为否定时，他坚持让我带走几隻。我解释说，我们正在进行长途商务旅行，没有办法储存鸨。他问我离开阿布达比后去见谁，当我告诉他是巴林的伊萨酋长时，他十分高兴。他告诉我，伊萨酋长的厨师在做鸨方面尤其拿手。
就这样，我们带着鸨到了巴林。酋长立刻把那几隻鸨送到了他的厨师那里。由于伊萨已经为我们安排了当天晚上的宴会，而我们第二天一早就要动身去叶门，因此我们无法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