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亲的背影一僵，说：“说结婚前一天不能见新娘，运气不好，我让他回去了。”说到“新娘”这两个字的时候，母亲犹豫了一下，自己也有些羞，然而并没有找到更恰当的字眼。
“他们认识多久，一个月?进展也太快了。”姐姐从行李箱往外拿带回来的礼物，低声对朱晓光说。
姐姐看到晓光的脸一下子阴沉下来，以为是自己在她心里投射下了不祥的阴影，连忙笑道：“不过妈开心就好，对吧?”环顾一下逼仄的房子，姐姐又嘲讽地笑道，“退一万步说，他真要是个骗子，能骗到什么呢?钱，还是人?”
母女三人久违地坐在一起吃饭。母女到了一定的阶段，就丧失了年龄与身份，全成了姐妹，为同为女人的命运同舟共济。
姐姐向母亲打听明天婚礼的布置，不时做出精明的样子批评几处过度的铺张。母亲也含羞听着，一粒粒夹着米饭吃。红烧带鱼的汤汁配米饭是母亲最喜欢的，原来都是碗底朝天用筷子咔咔作响地扫进嘴里，如今也学会了安静地吃饭，不知道是否是为了张叔而改变了习惯。
“你还做了烤瓷牙!”姐姐忽然对着母亲惊呼道。
一桌子女人，谈论着明天要进行的大事，却都迴避着那个事件中心的男人，不免太奇怪。母亲意识到，鼓足了勇气，指着朱晓光说：“是她张……是她爸花钱给我做的。”
朱晓光重重地把碗往桌子上一摔，转身跑进了卧室，摔上了门。坐在卧室的床上，柔软的床垫像是大海一样漂浮不定，要抓着床栏才不至于沉下去，晓光发现自己的下颌在不受控制地颤抖，是五臟六腑震动的余震。
姐姐打开一线门，溜进卧室。虽然她很快合上了门，可晓光还是听到母亲低声的啜泣。
姐姐站在黑处，审视了一会儿朱晓光，仿佛在评估她痛苦的程度，然后才走上前默默地把朱晓光的头拥在怀里。晓光感到自己的身体软了下来。
过了好几分钟，晓光羞涩地挣脱开姐姐的拥抱。
晓光正对着姐姐摇晃的胸部，她看到一粒闪亮的兔子形状胸针，忍不住用手拨弄：“真好看。”
姐姐取下来，毫不在意地往桌上一扔：“粉碧玺，值不了多少钱，给你了。”
朱晓光猜出这可能是男人送姐姐的礼物，这背后多半有她不愿知道的故事，说：“我不要。”
姐姐笑道：“哪个女人一生还没几个冤大头，你就当这是一个开始吧。”
朱晓光厌恶姐姐话中的暗示，说：“坏女人才是。”
姐姐想来起小时候一起看电影，出现一个人，妹妹就赶紧问自己：“这个人是好人还是坏人?”必须得到答案，妹妹才能安心去看接下来的情节。
成年人把笃定的判断当作伴随青春期的某种病征——如同发痘一样，长大了就渐渐好了。然而，青年人看着妥协了的成年人，也是一样的悲悯与鄙夷，他们相信，自己对于生活的道德以及真理看得更清楚。
“看你十年之后会不会还这样说。”姐姐笑道。
朱晓光站起来已经比姐姐还高，眼里精光四射。姐姐环顾了一下这个房间，桌子上放着课本和藤条笔筒，窗台上放着一个乙字式小檯灯。床上罩着天蓝色的绸套子，枕边一隻孤零零的驴子毛绒玩具。原来姐妹俩共用的卧室，如今已经只剩一个人的痕迹。
姐姐忽然明白了朱晓光的怨恨：自己在这个家庭最寒碜、最伶仃的时候离开，抛弃酗酒的母亲和年幼的妹妹。她是生活的逃兵。
“你参加完婚礼又要走。”朱晓光闷闷地说。
姐姐挤出一个笑容：“不是还有张叔吗?以后咱们家的日子就好过了。”
张叔，朱晓光想到这个名字，止住的泪水又流了下来。她想告诉姐姐一切，那荒诞的、可耻的、懊恼的、无法挽回的一切。
第二章
在过去的日子里，朱晓光一直以为厄运来临之前，命运会给予警示。比如一场罕见的日食，让世界全部黑暗下来，以便重新启动;抑或是一场沙尘暴，天地昏黄;哪怕是一场暴雨也好，天幕撕开一个狞笑的口子，宣告着来日的大难。
然而，朱晓光厄运开始的那天下午，却没有任何提示。那是持续了一周的好天气，云跑得格外快。
朱晓光刚刚结束声乐练习。
她的老师是全校仅存的音乐老师。音乐课在高考的压力下早就成了课程表上名存实亡的存在，音乐老师唯一的工作也只是指挥大家的“八荣八耻”大合唱。她因此乐得义务为朱晓光培训声乐，让这个如月光一样的少女装点自己的生活。
音乐老师在朱晓光的眼里也是美的，这或许是因为她是晓光生活中唯一尽力维持体面品相的中年妇女，梳一个光滑的髮髻，总是穿着长连衣裙，起风的时候，会在外面罩上一块砖红色的披肩，和中跟的皮鞋一个颜色。
她陪着朱晓光走过长廊，又在教室门口叮嘱了她饮食上的注意，才分别。回到教室，几个女生抬头，轻飘飘地看了她一眼，朱晓光知道，不是因为自己的长相，而是因为她的声乐特长可以高考加分，这种竞争机制之激烈，让每个人的目光都可以投毒。
座位前排的女生转过身，趴在朱晓光的桌子上，问：“音乐老师是不是割过双眼皮?”
音乐老师的确有双大而凸起的眼睛，嵌在圆脸上像两个玻璃按钮。朱晓光反驳道：“才没有，我看过她年轻时候的照片。她是剧团的台柱子。”
音乐老师名字也美，叫叶莺。后来，夜莺成了标本，放在没有人去的博物馆，静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