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军事理论] 《帝国之反击》作者：林洛【完结】
1. 概述
2. 帝国的主要敌人——“流寇”
3. 招抚政策——杨鹤的主张
4. 围剿政策—洪承畴和卢象升的联手
5. 帝国反击——杨嗣昌的战略
6. 渺茫希望——孙传庭的出击
7. 最终选择——帝国的灭亡
1. 概述
本文主要参考《明史》、《明史考证》、《明末农民战争史》以及《新版明史》等资料，在儘可能整理手头上资料的基础上汇总出来的。本文不是学术论文，也不想颠覆历史观，只是站在崇祯朝之明帝国的角度，考察和分析帝国在对待国内农民起义的军事战略上，明帝国晚期限于自身的情况，对待大规模的农民起义除了军事镇压外，几乎没有其他行之有效的方法了。而本文正是讨论帝国国内用兵的战略。
崇祯朝的军事行动比较受关注的是明帝国在辽东与建州的战争，但相较国内“流寇”来说，辽东边患只是肩背之痛，中原才是心腹大患。所以明帝国末期，其中央政府的主要注意力是集中在国内战争方面的。
崇祯朝时候的明帝国被后人喻为“内部已经烂透的苹果”。
经济上，明帝国中央政府严重的财政赤字持续多年无法解决，巨额军费开支更加剧了帝国危机的到来；官僚体系上，腐败透顶的官僚们对地方上的控制力极为薄弱，基本的行政工作都无法有效开展；军事上，“文官领兵”、“将不专兵”等兵制本来的弊病更加突出，缺饷又导致士兵数量和质量降到了历史最低点；朝政方面，继承了万历以来的“优良传统”，大臣们拉帮结派，党争不绝，无论所谓正义的东林党，还是邪恶的阉党，均不顾事实，纯为私党意气之议论，误国误民。与此同时，天公也不作美，崇祯朝正遭遇历史上的“小冰川时代”，天灾频繁发生，相伴随的是农作物大量减产，农民流离失所。
详细汇总以上方面，给人深刻印象是：明帝国已经日薄西山，走向灭亡是不可避免的。但是，究竟谁能给明帝国最后的一击，让明帝国这个庞然大物轰然倒地呢？
崇祯朝的人们并无后人的远见，在他们眼中，明帝国中央政府依然是中华大地上唯一合法的政权，在时人看来，满人和流寇也不过一时嚣张，要夺取政权谈何容易？当时知识分子阶层依然是明帝国坚定不移的支持者，这是明帝国最大的优势。无论从道德观念，还是从实际利益来看，忠于明帝国仍然是他们的不二之选。就明帝国、建州、农民军三方面综合实力衡量，明帝国虽然危机重重，却拥有当世最优秀人才群体，并且是唯一有足够能力去调动十倍于对手之资源（虽然挖掘帝国资金收入也需要付出相当惨重的代价）、实施全国范围内大战略的一方，明帝国没有任何理由坐以待毙。
长期积累的矛盾，导致帝国政治、军事、经济危机总爆发，主要表现形式为国内农民起义军的风起云涌，面对二百多年来前所未有的困境，明帝国积极应对，奋起反击。
显然，明帝国晚期的战略实施受到的约束相当多，剿匪总督总是面临中央政府的信任危机、在联合作战上调度不灵、军饷总是被拖欠、兵力不足和士兵的战斗力不强，
任何大战略都是在诸多条件限制下进行的，从来没有人可以拥有无限资源去制定大战略，评价优秀军事指挥官的标准并不是他争取到的资源多少，而是他在有限的资源下儘可能的扬长避短，从而达到可能达到的最佳效果。
后人评价与建州作战的辽东战场上，最高军事总指挥——辽东经略中，熊廷弼、孙承宗、袁崇焕可谓有军事才能，但比中原战场而言，辽东不过是一隅之地罢了，无论战略还是战术的策划，都不如中原战略那样，涉及到多方势力的利益，并直接决定帝国的生存。“战争是政治最高形式”，就这个角度来看，辽事虽重，但和国内战事衡量，尚不足以相提并论。
在中原作战的，同样可称名将的大抵有洪承畴、卢象升、孙传庭等人，而杨鹤、杨嗣昌，虽然战略策划最终功败垂成，却是多方因素造成，不可单凭成败而论英雄。
如果说帝国之人才是农民军和建州的十倍、百倍，并不夸张。奈何人才要得其时，又得其主，方能尽其才也，否则非但无济于事，反为敌所用。明帝国崇祯朝所谓无用的“亡国之臣”，在清帝国顺治朝反多为朝廷中流砥柱，当是此理。
言归正传，回到我们的帝国战略方面。
明末的帝国战略大致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为农民军的萌芽期，帝国采取的是新任陕西三边总督杨鹤之“招抚”为主政策，一度取得效果，但后续的措施不得力，农民军再起叛乱，帝国遂革职杨鹤，转而改为“剿灭”为主的政策。
第二阶段帝国对农民起义军的遏制期，在洪承畴、卢象升、孙传庭等总督的指挥下，帝国剿匪无疑取得了明显的效果，但农民军并没有就此屈服，并且起义范围逐渐扩大到中原地区。虽然捷报频传，却始终无法断绝起义的根，“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
帝国新任兵部尚书杨嗣昌（杨鹤之子）采取新的战略，一方面军事打击，一方面积极招安，随着农民军领袖张献忠、罗汝才的投降，农民起义陷入最低潮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