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传庭自从出狱后，着力于练兵防守，其战略为：“计守潼关，扼京师上游。且我军新集，不利速战，乃益募勇士，开屯田，缮器，积粟，三家出壮丁一。火车载火炮甲仗者三万辆，战则驱之拒马，止则环以自卫。”这是做长远打算，准备进行持久战的防守。
明帝国的战略从积极进攻转变为消极防守，是不是符合当时的情况呢？
在崇祯十六年，明帝国真正可战之部队大约为三支，除了孙传庭练的这支陕西部队外，还有辽东精锐之师以及左良玉部队。辽东士兵虽然善战，但承担着抵抗清兵的重要责任，不可轻易调动、左良玉的二十万大军号称兵多将勇，但左良玉本人相当跋扈，只关心保存自己的实力，无意为朝廷效命。要对付农民军，唯一能派上用场的，也只有孙传庭的部队了。
孙传庭这支部队的重要意义在于这是明帝国唯一的王牌了。
这个时候的明帝国采取守势，只要扼守潼关，则李自成大军无论南下或者北上，都有相当的顾忌，不能全力以赴，如果李自成大军要攻下陕西，那就正好以逸待劳，且占据地理优势对抗。从短期看，虽然不能改善局面，却也不会导致恶化。这样的战略确实有些消极被动，但明帝国的军事实力已经发生了重大变化。
如果明帝国采取攻势，假设孙传庭一举歼灭农民军，自然大功告成。但如果遭遇不测，来个惨败，非但陕西三边不保，北京城也没有兵力抵抗了，帝国之覆灭则在所难免。
论及崇祯十六年明帝国的军事战略，孙传庭的陕西精锐是坚守潼关，还是寻求和李自成军的决战，反覆权衡利弊，实在不适合赌上帝国的命运博这这渺茫的希望。所以兵部侍郎张凤翔劝说崇祯皇帝：“孙传庭所有皆天下精兵良将，皇上只有此一副家当，不可轻动。”
但是急性子且刚愎自用的崇祯皇帝哪里听得进这些老成持重的话，他早已经输红了眼，一心就是翻本，轻易把最后一点赌本扔到了赌桌上。
听到朝廷敦促出师的严令，在潼关的孙传庭顿足嘆道：“奈何乎！吾固知往而不返也。然大丈夫岂能再对狱吏乎！”
崇祯十六年八月初一，孙传庭带着明帝国最后的希望离开了潼关，进攻河南。这一战李自成打得相当漂亮，首先让孙传庭长驱直入，使孙传庭补给困难，然后切断帝国军的饷道，逼迫帝国军溃退，再给予致命一击，帝国军遂大败。
李自成乘胜追击，帝国在潼关已经无力抵抗，孙传庭死于乱军之中。于是农民军攻下西安，占领三边。不久东渡黄河，直到进入北京城，再也没有遭到明帝国强有力的抵抗。帝国最后一个错误的军事战略决定，加速了自己的灭亡。
7. 最终选择——帝国的灭亡
崇祯十七年初，大顺军已经于西安建国，且李自成率大军东渡，帝国首都岌岌可危，帝国方面却是面临无数的问题：军事方面是再无良将可派，再无士兵可征，再无资金可筹，再无粮饷可发。
从战略上讲，此刻的明帝国也不是惟有坐以待毙等待灭亡，还是有几条路可以选择的。
其一，南迁。在中国历史上，南迁也不是先例。东晋、南宋政权都是在南方建立起来的，依託明帝国正统地位，依仗长江天险防御，靠着江南发达的经济支撑起对抗北方的军事力量，还是值得尝试的。
如果崇祯南迁成功，则清帝国与大顺两虎相争，而在其中起到重要作用的明降军很有可能为南明所用。崇祯皇帝作为明帝国的象征，其核心凝聚力不可低估，只要崇祯皇帝或者其太子在南明政权，就能吸引大部分的明帝国官员和将领，而清帝国和大顺政权也不敢重用明降将。
此策看来，虽然失去长江以北的地区，但是维持了帝国的血脉，树立了明帝国的旗帜，崇祯皇帝也保全了性命。
只是明帝国的皇帝太要面子，而大臣们也太精明或者太迂腐，南迁则意味着放弃北京城、放弃半壁江山，这个罪责没人愿意承担，大家都高谈阔论，自命道德高标，于是南迁虽议，却始终没有结果。
其二，放弃宁远，将吴三桂的辽东精锐调回北京城。
虽然此策就像派遣孙传庭出关一样属于孤注一掷，但总比不设防的等死要好。大顺军东渡兵力至少在十万以上，要击退之，非得尽数调遣宁远、山海关防线的士兵。
然而一旦调兵，则无异于放弃辽东最后的防线，清兵一旦入关，也是对明帝国的威胁，驱虎进狼，实在不是好的抉择。
但是，即使不是好的选择，至少也是一个选择。总比什么都做不了的强。可是帝国朝廷诸位大臣互相推诿，即使崇祯皇帝拍板做了决定，办事效率仍然极其低下，李自成大军已经入京，吴三桂的部队还没赶到。
其三，与清帝国议和，甚至可以借兵荡寇。
与清帝国议和并非天方夜谈，明帝国有过试探举动。可惜明帝国上下都不敢背负屈辱投降的罪名，兵部尚书陈新甲和崇祯皇帝密谋议和，因为暴露于朝廷，崇祯竟然杀了陈新甲来掩饰此事。
权衡此策，虽然仍是养虎为患之举，但北京城已然危在旦夕，如果真的是渴得要命，不喝水就是死路一条，那么引鸠止渴没什么。清帝国和大顺政权一交战，说不定还有机会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