透过行驶中的车窗，能看到在这个避难所里面的另外一个小一点的聚居区，里面住着联合国工作人员、非洲联盟的高级军官、欧盟工作人员，甚至还有老土的英国大使馆人员。他们或因激情，或因谎言，坚持认为这里不是另外一个“幽灵中心”[37]。
戴恩詹森不敢住在班克罗夫特里。在那里，他可能会碰到另外一个戴恩或者一个真正的拯救儿童基金会的工作人员。他去的是防爆墙以外的一家酒店。白人住在那里，安全比较有保证。
计程车穿过最后一道有人把守的大门，然后是一道又一道红白相间的横杆和乌干达士兵。这样走了一英里，才终于来到摩加迪沙的中心地带。儘管他不是第一次来这儿，但戴恩还是十分震惊，二十年的内战，让昔日非洲这座优雅的城市沦为一片瓦砾的海洋。
汽车开上了一条小路。一堆尖刺铁丝网旁边站了个小孩，这是酒店雇的。他让车停了下来。九英尺高的钢製大门吱嘎作响地打开了，没人通报，有人从门上的小洞看着。
戴恩付了车钱，在酒店做了登记，被带到了自己的房间。屋子很小，只有基本的功能。窗户是磨砂的，防止外人窥探住客，还挂着窗帘，可以隔热。他脱掉衣服，在只有些许微热的淋浴喷头下站着冲了一会儿，儘量用肥皂把自己洗干净，然后擦干身子，换了套衣服。
他穿得很像索马利亚当地人的打扮——人字拖，粗燥的帆布牛仔裤，没有纽扣的棉质长衬衣，肩膀上挎着个背包，环绕式的黑色墨镜。两隻手早就被以色列的太阳晒黑了。只有苍白的面孔和金色的头髮说明他显然是个欧洲人。
戴恩知道一个租摩托车的地方。他通过和平酒店叫了第二辆计程车，把自己送去那里。在车里，他从包里取出阿拉伯人常用的头巾，把金色头髮的部分包起来，让头巾的末段从脸上遮过去，把头巾的边儿塞进另外一边的衣服褶缝里。这样完全不会引起任何怀疑。那些戴头巾的人通常都这样保护鼻子和嘴不受风沙的侵袭。
他租了一辆快散架了的比亚乔机动脚踏两用车。以前他也来过，老闆认识他，知道他总是给很多美元的定金，车子还回来的时候一般都没什么损伤，所以对他完全没有必要去走那些愚蠢的手续流程，像什么有没有驾照之类的。
马卡穆卡拉马高速路从摩加迪沙的中心穿过。戴恩看起来就像是一个出门办事的索马利亚人，驾驶着机动脚踏两用车，钻进了高速路上的滚滚“车流”，一路开去——驴车、快散架的卡车、皮卡、各种摩托车，还有不时需要躲闪的骆驼和行人。
戴恩驶过闪闪发光的朱巴河谷清真寺。它几乎没有遭受任何损伤，这让他印象深刻。他的目光掠过公路，发现了一个不是那么有吸引力的目标。从他上次来索马利亚到现在，达若沙难民营就一直没换过地方，也没什么改善。脏兮兮的小房子无边无际，里面住着一万名饥饿恐惧的难民。他们没有卫生设施，没有食物，没有工作或者希望。他们的孩子在地上的一摊摊小便里玩耍。他觉得，这些人真是像弗朗兹法农[38]所说的，是世界上最不幸的人。达若沙是这块飞地上最为贫穷的十八个城市之一。西方援助机构曾经努力过，但那是不可完成的任务。
戴恩看了一眼自己那块便宜的表。他来得很准时，会面总是在中午十二点。他今天来见的人会朝老地方看的。如果他不在那里，另外一个人百分之九十九是忙自己的去了。如果他在那里，就会互相交换信号。
摩托车载着他来到已经被摧毁了的义大利区。来这里的白人不带上一大队武装护卫，肯定是个傻瓜。危险并不是谋杀，而是绑架。欧洲人或者美国人能值两百万美元。不过因为穿着索马利亚人的拖鞋、非洲人的衬衣，脑袋和脸部都蒙着阿拉伯人的头巾，以色列特工觉得自己待的时间不长的话，还是很安全的。
乌鲁巴饭店对面有一个小小的马蹄形海湾。每天早上，岸边都会有鱼来。印度洋的海浪把那些捕鱼的小舢板都推上了海滩。然后，那些皮肤黝黑、打了一夜鱼的渔民就扛着他们的鲭鱼、石首鱼，衝进集市的大棚，等着顾客光顾。
集市离海湾有两百码，是一个九十英尺长的大棚。棚里有灯，到处瀰漫着鱼的臭味，有的鱼是新鲜的，有的不是。戴恩的特工是集市的经理。每天中午，卡玛尔杜阿勒先生都会走出他的办公室，望着那群盯着集市的人。
大多数人来是买鱼的，但是还没到时候。那些带着钱的人会买到新鲜的鱼。在四十摄氏度的高温下，没有任何形式的冷藏设备，鱼很快就有异味了。然后讨价还价才会开始。
如果说杜阿勒先生在人群中看见他的上司有些惊讶，那他一点也没表现出来。他只是盯着看，点点头。跨在比亚乔上的男人点头回应，然后抬起右手横在胸前，五指张开又併拢，然后又张开。两个人又轻轻点了下头，摩托车手推着车走开了。接头地点定了：老地方，明天早上十点。
第二天，戴恩八点钟下楼吃早餐。他很幸运，有鸡蛋可以吃。他拿了两个煎蛋，要了点麵包和茶。他不想吃太多，因为他在努力避免使用厕所。
他的摩托车停在酒店的墙旁边。九点三十分的时候，他把车子发动，等着钢製的大门打开，让自己出去。他朝非洲联盟的军营大门开去。当他靠近那个钢筋混凝土区域的岗楼时，他伸出手，摘掉了自己的阿拉伯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