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明显，在那些国家，舆论，包括牺牲生命的舆论，也是金融传媒狗利益集团牟利的工具。因为金融是最彻底的虚拟经济，发展到未来，金融就是打一个信心，而信心其实早就不是纯自由市场经济了。
凯恩斯注意都凯了这么多年了，大洋国布列塔尼国也是有宏观调控、有国家刺激的。只不过他们天天说一套做一套，口头标榜自己自由市场不好意思承认罢了。而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允许舆论什么都报导、什么都能炒作，国家的调控方针是很有可能被裹挟的。
最后，这并不是说『舆论监督』就让经济鬆紧政策更『民主』了，而是谁的嗓门大谁主，谁控制了媒体谁主。
今天因为股灾，幕后黑手大老闆炒家可以安排几个炒赔到彻底破产的贪婪中产马前卒、去排队跳个楼，把节奏带起来，那是不是当局就要考虑要不要救市、要不要降息了？
明天再因为土地供应放开了、房价开始下跌、几个本来槓桿过高、金融工具使用过深的炒狗死有余辜了，是不是也能炒房失败排队跳楼裹挟舆论了？而说到底，金融市场上无论多空都是没有正义的，多和空，是没有道理的。本来自然规律应该空的，说不定大洋联储一个操作就延缓了。
这种情况下，任何炒输了的人，哪怕想死，也应该死得无声无息，那才公平。否则就是谁掌控黑恶势力加媒体，谁就能有更大话语权胁迫经济调控部门把投资氛围往有利于他们的方向引导。」
朱猷栋一开始听得有些戏谑，觉得顾鲲是夸张了，危言耸听。然而越往后，他越觉得顾鲲有道理。
尤其是东南亚金融危机才刚刚过去，这个过程中，各方用了多少手段带节奏，他是亲眼目睹的。
金融有个屁的「自然法则」？嗓门大小，谁能让更多的人相信他们，这种唯心注意的信心成分，就註定了绝大多数的胜败和真相。
这不是顾鲲说的，是某条大洋国学者本尼迪克特·安德森说的，那老头儿98年还没死呢，还在康奈尔大学教书呢。
「国家也不过是想像的共同体」，世上哪有那么多必然，金融就更是信心的共同体了，最极端的情况就是庞氏传消那种。
朱猷栋沉默了一会儿，表情变得很郑重：「那你觉得，未来这一系列问题，该怎么处置呢？就是学华夏的媒体管理，自杀一律不给报导？不给人用生命权兑换炒作权的兑窗口机会就行了？」
顾鲲点点头，然后补充道：「这只是一方面，但还不够。要防止兰方的金融未来跟其他金融中心一样被势力集团裹挟，我们要做的还很多。」
光靠简单的监督条例堵，是堵不住求炒作之辈的变着花样来的。
比如后世一本2017年的哲学书《繁荣模式大逃杀》上，就预言了一种2044年会出现的求出名方式：在后世的YouTube上，因为直接跳楼求出名的内容会被封杀，所以UP主不敢明目张胆地跳楼，而是要伪装成「红牛敢死队」的极限运动爱好者，楼底下铺个气垫。但是跳的时候。
有些看官或许觉得这种例子太荒诞，但其实还是太保守了。
因为都不用等到2044年，仅仅在2019年年底，YouTube上已经出现学会这一招的人了——表演成功是应该的，看的人哪有表演失败真摔死人的时候多？然后那些本来想跳楼的，都伪装成高台蹦极、不小心绳子没绑好。
甚至不光YouTube上有，还有往华资的Tiktok上蔓延的趋势。
只能说，传媒狗的炒作恶被发掘到极致之后，各种把自杀伪装成不像自杀的花样翻新套层皮招数，是层出不穷的，没法从手段上管控。
而传媒恶与金融恶双恶合璧之后，究竟能孕育出人类史上多变态的恶之花，就更不敢想像了。
尤其在大洋国这两个产业都是闪金族人控制的代表。
顾鲲要确保兰方不被这种恶传染，不能光治标，必须治本，要从刑法层面就封杀，不能靠几条媒体企业管理条例。
「所以，我说我们兰方的律法，一定要从根子上把篱笆扎牢了，不给那些大洋国邪恶风气进来的机会。
其实吧，自杀这种行径，本来就是故意杀人罪，这没什么好洗的。条文写得明明白白，凶手自己就不算『人』么？往常司法实践不管，一来是因为刑法只管活人，实施者死了也就撤案了。而没死成的话，罪恶并不大，加上觉得受伤也是一种惩戒，这事儿就糊弄过去了。
但是，将来这种事情有可能跟网络炒作和传媒带节奏苟合，我们就绝对不能姑息。死成功的，那也就罢了，我们依然按照法治精神撤案。但是，撤案之余消毒的工作还是要做，要确保没有人能因此牟利出名、包括得到额外的媒体曝光利益。哪些新闻机构要是报导这些东西，要依法依行业管理条例触发，这样也能防止更多的人被这里面的利益所引诱。」
华夏方面严禁媒体报导这方面的死者，其实还是后世富士康连环跳之后的事儿了，都大约08年了。顾鲲现在提出来，绝对是先进和超前的。
富士康里很多行尸走肉一样机械盲目打工的人，其实也不是肉体被虐待或者高压，钱也还行，就是觉得生命不刺激，只是简单的、一眼看得到头。
然后媒体一起鬨，反而激发了那些人「我们也能创造历史、成为历史的一部分」的幻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