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怪我多事，不说这个了。”朱文杰为了打岔，转换了情绪说，“哎，咱们谈点儿正事吧。到了新单位，感觉怎么样?”
我努力打起精神，半开玩笑地说：“你是问我在你夫人手下干活感觉怎么样吧?”
朱文杰哈哈大笑：“你还跟以前一样机灵嘛!我看岳琳不一定治得住你!她呀，也确实得有个人跟她唱唱反调了。”
我听出来，朱文杰的玩笑里，似乎包含着认真的味道。这说明什么呢?朱文杰对妻子有所不满吗?我来不及多想，笑着问他：“是不是有人跟你告状了?”
朱文杰若无其事地说：“我才懒得管她的事儿!我跟你打电话，只不过是叙叙旧，没什么讨伐的意思。咱们私人交情归私人交情，工作归工作。你别为这个影响了自己的原则，该怎么样就怎么样!”
“老朱，你说我是老样子，我看你才是老样子。”我确实为朱文杰的态度有几分感动，“其实我也挺后悔的，当时只要稍微克制一点儿，也不至于当面衝突。我没考虑到她的领导尊严，这是我的不是。现在听你这么说，我更觉得不是味儿了。”
“用不着!”朱文杰斩钉截铁地说，“我看她是唯我独尊惯了!”
这样一来，我更不好意思了。听朱文杰的意思，岳琳的确已将我们发生衝突的事情告诉了他。于是我说：“其实我并不是真认为岳琳在袒护晶华大酒店，不过……”
我刚说到这里，忽然听到对面朱文杰问道：“晶华大酒店?”
我意识到我可能弄错了。看来岳琳并没有对朱文杰说具体的情况。不过这并不是什么至关重要的事情，何况朱文杰本身就曾是一名老警察，我还曾在他手下工作过。
“岳琳没告诉你?”我简单地说，“还不就是为了晶华大酒店的事情。”
“她没说，我对她的事儿也没兴趣。”朱文杰说，语气似乎变得有几分冷淡。顿了顿，又说，“要是为了晶华大酒店，那就不奇怪了。”
我听出他话里似乎有话，但涉及到岳琳，又不便问。接下来，朱文杰告诉我他还有事，改天再给我打电话，我们可以聚一聚、好好聊聊，之后便挂断了电话。
我走到桌前，从烟盒里抽出一支烟，下意识地在手里把玩。从前温郁不喜欢烟味，而我却一直没为她戒掉。后来我再也没机会为她做一件事时，我却不再抽烟了。我从小便是个固执的人，不易改变长期的习惯。我习惯了温郁在我身边，习惯了她的呼吸、她的笑容、她的娇嗔……有一天这个习惯被突然间夺去，令我情难自已，不得不做些什么，将这种状况做一个平衡。从前觉得很难戒掉的烟，轻易地被我放下了。偶尔在思考事情时，会拿一支烟在手上，但绝不会将它点燃。因为那一点明灭闪亮的火光以及火光之后的灰烬，会令我产生一种幻灭感，甚至丧失生趣。
我把玩着手里的烟，回想起自己与朱文杰之间的渊源。我认识朱文杰时，他是一个派出所的所长。我去他们所实习。在那个派出所，以及所属辖区，朱文杰有着很高的威信。我觉得，他似乎天生嫉恶如仇，并且具备“路见不平、拔刀相助”的侠气。那时我很年轻，朱文杰比我年长不了几岁，但我却在暗中对他十分钦佩，一有机会就向他讨教学习。朱文杰显然能感觉到我的这种追随，对我也格外地多加指点，我们的关係因此比较接近。
在朱文杰手下工作的整个阶段，学到的东西很多。可对我而言，最具特殊意义的，却是实习即将结束时发生的一件事情。
有一次我们接到群众举报，说辖区一户出租屋内存在卖淫嫖娼的现象。朱文杰派人去查过几次，但由于本所警察在辖区走动很多，居民对他们的面孔很熟悉，因此每次都没查出什么结果。后来朱文杰想出一个招数，让来所实习的我去办这件事情。
坦白说，对当年的我来说，这个任务相当艰巨。因为我必须以一个“嫖客”——而不是一个警察——的身份去完成。在大家的指点下，我装扮成一个前去寻花问柳的进城民工，到了有嫌疑的出租屋“钓鱼”。那个过程是令人难堪的，但结果却颇令人满意——我们以合乎法律的方式抓住了一个女嫌疑人，将她带回所里。唯一的遗憾是，给她望风放哨的那个男人反应很快，被他溜走了。
到了现在我还记得，那个女人名叫何梅英。朱文杰带着我对她进行讯问。虽然在“钓鱼”的过程中，我更近距离地接触过她，但由于可以理解的紧张和难堪，我根本就没看清她的面容。在讯问室里我看到，她已不年轻，但容貌颇清秀，没有丝毫脂粉痕迹，眉眼里有种隐忍的哀怨。她一直垂着眼睛，盯着地面，态度平静地抵赖我们对她的指控。事后我想起来，其实她的那种平静，只不过是一种被掩饰了的绝望情绪。
我们得知，她离过婚，有一个八岁的女儿，在上小学。那个跑掉的男人，就是她的前夫。对于我们所说的事实，她明知没有抵赖掉的可能，却仍固执地加以坚持。她的解释很简单，无论我们问什么，她只说：“我没有。”
直到傍晚时，情况忽然发生了变化。她的女儿放学了，听说母亲在派出所，便来找她。民警们自然不允许孩子看到母亲，那个八岁的小女孩儿在门口放声哭了。讯问室里的何梅英听到女儿的哭声，先前那种固执的平静被打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