赫尔利带着美国式的天真回重庆去了。
毛泽东没有想到，首先给共产党人造成困难局面的，不是美国而是苏联。
一九四五年残冬时节，美国总统罗斯福和英国首相邱吉尔到达位于苏联克里米亚半岛南端的雅尔达。当时，盟军对日作战的大势是：在由蒋介石指挥的中国战区，战局始终没有好转的迹象，罗斯福甚至接到过蒋介石表示中国可能不得不退出联盟战争的信函。——而一旦日本从中国战场脱身，将上百万军队投入英美对日战场，那么，在美军以巨大代价征战的太平洋战区和仍让英军处在噩梦中的印缅战区，战局将会出现难以想像的困难。罗斯福和邱吉尔来到雅尔达的重要目的之一，就是动员史达林出兵，直接打击中国本土上的日军，以减轻盟军在亚洲其他战场上的压力，推进整个战争的迅速结束。为此，罗斯福和邱吉尔决定在战后利益分配上向史达林作出让步。
果然，史达林对苏联红军承担对日作战“开价”很高。除了从日本那里恢復一九〇四年日俄战争中苏联损失的各种权益之外，大部分的条件涉及中国。包括保证苏联在中国大连的权益，恢復租用旅顺港为苏联海军基地，苏联和中国共同经营中东（满洲里至绥芬河）铁路和南满（哈尔滨经长春至旅顺）铁路。另外还有：维持外蒙古现状，库页岛南部及附近一切岛屿交还苏联，千岛群岛交与苏联。
为了促使苏联儘快对日作战，以牺牲中国主权为前提的《雅尔达协定》签字了。
当日，蒋介石在日记中写道：“如此则我民族之大，凭藉之厚，今日虽不能由余手而收復，深信将来后世之子孙亦必有完成其领土、行政、主权之一日。”
而在政治信仰上与苏联有着亲缘关係的中国共产党人心情更为复杂。
一九四五年的春天来了，延安的山坡染上了一层斑驳的绿色，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了。
毛泽东所作的政治报告的题目是《论联合政府》。
这个在解放战争爆发前公开发表的文件，明确表述了中国共产党的政治立场，即联合一切可以联合的力量，用和平的而不是战争的手段，建设一个新的中国。
《论联合政府》的小册子在重庆印发了三万册。蒋介石侍从室主任陈布雷看完这本书只说了两个字：内战。陈布雷的意思是，共产党的政治攻势有颠覆政府的巨大力量，国民党根本没有招架之功，对付共产党只剩下战争这一种手段了。
毛泽东担心的是：一旦日本战败，内战全面爆发。
就在共产党人对未来提出设想的时候，一个巨大的事件突然降临。
一九四五年八月初，美国人在日本广岛和长崎投下了原子弹。八月九日，苏军的重炮打破了中国东北边境的寂静。由马林诺夫斯基元帅指挥的后贝加尔方面军的八个集团军六十个师的机械化作战部队，沿着四千多公里的边境线开始向中国境内大规模突进。同时，苏军轰炸机群对伪满洲国首都和日本关东军司令部所在地长春，开始了猛烈的轰炸。
八月十五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
毛泽东和延安的军民一样，是在广播中听到日本投降的消息的。
第一章 青春作伴好回乡（5）
同样，设在重庆的盟军总部，也是在广播中听到这个消息的，只不过比延安早了一天。
突然到来的胜利，给国民党人带来巨大的惊喜和无比的自豪。蒋介石在重庆中央广播电台以国民党总裁、国民政府主席兼军事委员会委员长的名义发表了广播演说：“我们的抗战，在今天获得了胜利。正义战胜强权，终于得到了它最后的证明，这也就是表示了我们国民革命历史使命的成功……”
延安的毛泽东自然也十分兴奋，他把胜利归结于“我国全体军民共同努力的结果”。
对于抗战胜利后的中国，政治家和军事家们充满焦虑。
自二十世纪二十年代以来，中国这片土地上最主要的政治和军事争端，都来自于国民党与共产党之间。这两个从联合走向分裂的政治派别，由于政治信仰的巨大差异，多年来始终处在严酷的敌对之中。十年前，共产党人和他们数量有限、装备简陋的武装，在国民党军的大举围攻下几乎面临绝境，不得不放弃一个又一个根据地，转战在这个国家的急流险山之间。最终，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落脚于中国西北的黄土高原上。而这个特定的历史条件，就是当日本入侵中国后，中华民族面临着生死存亡的危机，国共两党必须联合起来组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但是，无论是国民党人，还是共产党人，都清楚这种联合与统一是暂时的，一旦共同对日这个大前提消失，两支力量在政治上与军事上的对立就会重新显现，那么随之而来的也许就是衝突或交战的再次爆发。
此刻，赢得第二次世界大战胜利的同盟国，他们对中国可能爆发大规模内战的焦虑，绝不是出自于对中国社会与民生的担忧。中国国民党与中国共产党之间的衝突，本质上是资本主义阵营与社会主义阵营的衝突，这一衝突的性质决定了其结局必然影响到世界主要强国的在华利益，影响到世界主要强国在国际事务中政治联盟的格局。
来自蒋介石政府和军队、国内各地军阀和地方势力、国际战胜国和战败国的各色情报，杂乱地集中在共产党中央所在地延安。毛泽东格外关注国民党军队日渐紧迫的大规模调动：新六军被运到南京，第九十四军被运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