旧事重提袁崇焕(2)
袁崇焕认为明军“战虽不足，守则有余”，要收復失地，必须先争取到一定的和平时间，以便厉兵秣马，积蓄力量。所以早在天启年间他就提出以议和作为缓兵的建议。明朝中央决策层最初表示同意，但很快反悔。但崇焕坚持己见，在获得崇祯皇帝信任后再次提出议和建议，史称“帝优诏答之”，同意他“守为正着，战为奇着，和为旁着”的战略构想。问题在于明朝的士大夫鑑于南宋的教训，无不以与“异类”议和为耻，不管议和的目的是什么，只要提出议和建议便会被视为秦桧式的卖国贼。在这种舆论的压力下，袁崇焕和后金的议和行动只限于皇帝和少数核心决策层人物知道，普通臣僚并不清楚。在朝野对袁崇焕“擅主和议”一片喊打时，崇祯当然不愿意背上和宋高宗赵构一样的昏君罪名，剩下的就只有让袁崇焕充当替罪羔羊了。可一心为皇帝分忧的袁崇焕至死也没有说穿此事。可敬？可悲？普通百姓冤枉他，手下同生共死的将士却不会被蒙蔽。袁崇焕死后，无人为他收尸（家属也被连坐处死），部下畲姓义士连夜盗走尸首，秘密安葬在广渠门内的广东义园，并立誓为其终生守墓，从此开始了畲家17代人的守墓史。直到干隆年间，清朝政府才公布当年的决策内幕，袁崇焕的百年奇冤才告昭雪。畲家守墓也从此走出秘密状态，并先后建起祠堂等地面建筑。祠堂俗称畲家馆，南向，正房五间。每逢年节和祭日，畲家后人都要挂上袁崇焕的画像，香烛供奉。袁崇焕的墓建于道光十一年（1831年），原有坟丘，高约2米，墓前立有湖南巡抚吴荣光题写的“明袁大将军之墓”石碑及石拱桌。墓地周围以砖砌花墙，种植四季常青的松柏。新中国成立后，1952年由于广东义园要迁至城外郊区，袁墓也在其中，后经着名爱国人士叶恭绰、李济琛、章士钊等联名上书毛泽东，吁请保护，后毛泽东亲笔復函并告当时的市长彭真说：“如无大碍，应予保存。”终于将袁墓及祠堂保存了下来并于1954年重修，基本上保持了原来的格局。原墓祠廊柱曾悬有康有为的对联：“自坏长城慨今古，永留毅魄壮山河。”后增加了李济深撰《重修明督师袁崇焕祠墓》刻石等。1917年，广东人张伯祯在后来的龙潭湖公园东岸建起袁督师庙，坐西向东，面阔三间。庙堂内三间各自分隔，中门上的石门额书刻“袁督师庙”。门两旁石刻康有为作对联：“其身世系中夏存亡千秋享庙死重泰山当时乃蒙大难；闻鼙鼓思东辽将帅一夫当关隐若敌国何处更得先生。”两壁有《明袁督师庙记》、《袁督师庙碑记》、《畲义士墓誌铬》等石刻。“文革”中，袁祠堂和墓、庙均遭遇受破坏。在2002年崇文区在实施危改过程中，决定对其进行大修，恢復历史原貌，以供后人瞻仰。修復后的祠堂内保留有当年袁崇焕的亲笔墨迹“听雨”。并聘请为袁崇焕守墓的畲家第17代后人畲幼芝老人为袁崇焕纪念馆的终身顾问。至今畲家依旧按时为袁崇焕祭奠。 （张金奎）
祚亡煤山朱由检(1)
故宫北面的景山，位于北京城的中轴线，在明清两代是皇宫北边的一道屏障。因此，风水术士称它为“镇山”。其实，“景山”之名，始于清朝顺治十二年(1655年)。在此之前，元代称为青山。明代在北京修建皇宫时，曾在这里堆过煤，所以又称煤山。山下曾种了许多果树，养过鹿、鹤等动物，因而山下曾叫百果园，山亦曾叫作万岁山。明代最后一位皇帝朱由检就是在此地自缢身亡的。公元一六四四年三月十八日，统治中国十七年的崇祯皇帝，在乱成一团糟的宫中挥剑砍伤了爱妃袁氏、长公主朱徽娖之后，在十余名太监的拥簇下，四处寻找出城的通道。然而，整个外城已经被李自成的大顺农民军占领，显然脱逃无望。绝望的崇祯皇帝只得到宫中的景山，在一棵树上自缢而亡。临死前，崇祯帝嘆道：“诸臣误我！”又血书于衣袂之上，令“诸臣尽赴东宫辅佐太子”。两天之后，崇祯皇帝的尸体在景山被发现。陪他一同上吊的还有太监王承恩。十七年的励精图治，最后落得个众叛亲离。思宗可能是明代皇帝中性格最为复杂的一个。正如一位学者所言，在思宗身上，机智和愚蠢，胆略与刚愎，高招与昏招，兼而有之。当然，复杂性格的背后，是复杂的政治形势。农民起义、后金军队的入侵、灾荒、大臣之间的党同伐异，都是让思宗头痛的难题。处理这样的难题，成功或者失误都属于正常。孟森先生说：“思宗如果在万历以前当国，就不是亡国之君。在天启之后当国，那么必定要亡国！”思宗死的时候，也是这样自解的。此后，历史学家对于思宗普遍抱有同情，以为崇祯帝的一生实是“不是亡国之君的亡国悲剧”。崇祯皇帝名朱由检，明万历三十八年（1610年）出生，是光宗皇帝朱常洛的第五子。父亲朱常洛是祖父万历皇帝的长子，却一直不受祖父的宠爱，连太子的位置差点都保不住。好不容易在万历四十八年（1620年）登上皇位，却在一个月内就一命呜呼。朱由检的长兄朱由校，是历史上以顽劣着称的熹宗皇帝。整个天启年间的后期，熹宗任由魏忠贤专党擅权，朝政一片黑暗。但是，对于仅存的弟弟朱由检，熹宗皇帝却百倍地珍惜。天启二年（1622年），朱由校